中國的“人”和中國的“自然”，從《詩經》起，歷楚漢辭賦唐宋詩詞，連綰表現著平等參透的關繫，樂其樂亦宣洩於自然，憂其憂亦投訴於自然。在所謂“三百篇”中，幾乎都要先稱植物動物之名義，纔能開誠詠言；說是有內在的聯繫，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著。學士們隻會用“比”、“興”來囫圇解釋，不問問何以中國人就這樣不涉卉木蟲鳥之類就啟不了口作不成詩，楚辭又是統體蒼翠馥郁，作者似乎是巢居穴處的，穿的也自願不是紡織品。漢賦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邊旁的字羅列殆盡，再加上禽獸鱗介的譜繫，仿佛是在對“自然”說：“知爾甚深。”到唐代，花濺淚鳥驚心，“人”和“自然”相看兩不厭，舉杯邀明月，非到蠟炬成灰不可，已豈是“擬人”、“移情”、“詠物”這些說法所能敷衍。宋詞是唐詩的“興盡悲來”，對待“自然”的心態轉人頹廢，梳剔精致，吐屬尖新，盡管吹氣若蘭，脈息終於微弱了，接下來大概有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