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人物，和托洛茨基的生平有一個驚人相似的現像：在他們的生命中，有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在這個轉折點之前，他們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他們的每一項重大作為都會明顯地改變歷史面貌，並且不斷贏得世人的陣陣喝彩；然而，，過了這個轉折點之後，他們卻變成了無足輕重的人物，他們活得越長久，活動越多，受到的打擊就越多，他們在一般世人心目中也就越被描繪到反面。
    敘述的生平，提及他與托洛茨基的關繫是極有必要的。這不僅因為托洛茨基是世界各國托派組織的精神導師，而是中國托派中很知名的**者，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托洛茨基對的思想及後半生命運產生了極深刻的影響，從某種角度來看，是托洛茨基改變了的人生歷程。
    20年代末，在托洛茨基的影響下，再次燃燒起了革命激情，並且驚喜地以托洛茨基主義為旗幟，向著自己認定的目標勇往直前。與此同時，托洛茨基也認識到了這個在中國名聲顯赫的革命家站在托洛茨基主義旗幟下所蘊含的重大意義。自此以後，共同的遭遇和事業讓兩人在感情上都對彼此保存著真誠的尊崇和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惺惺相惜的特殊情誼――盡管他們並沒有過深的個人交往，甚至終生都沒有見過面，隻是通過報刊和斷斷續續的通信得到對方的確切消息和政治動態。
    如果說在20年代末直到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關注的政治動態和個人狀況，更多的還是看中他的政治聲望和政治經驗，希望他在整頓、發展中國托派事業方面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的話，那麼，從30年代後半期起，隨著與中國托派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漸行漸遠，他對的關注，則更多的是出於一種對老朋友的私人性質的關心(自然也包含著對他在思想上能與自己趨於一致，並且發揮政治作用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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