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往南方去
    十八歲那年，我和大嘴同班。
    那時候的我頂著一個乖學生的大帽子，張嘴閉口就是考卷和錯題，能為了一道看錯題目的橢圓曲線方程算到深更半夜。與我整天圍著配不完的化學方程團團轉的生活全然不同的是，大嘴像是開了外掛，整個人生的主旋律是籃球和斯諾克、電影和黑膠唱片、夢想和隔壁班的鵬燕。
    大嘴很聰明，可他認為他自己不能如此虔誠地學下去，否則他會對這些課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將陷入對它們的深深熱愛中不能自撥，他會情不自.禁地變成好學生，而這些並非大嘴的意願。
    大嘴在全年級是出了名的，這得益於他頂著一個類似於插秧一樣的拖把頭，毛發直聳......

我辭別了我出生的屋子

寫作本身是件很殘忍的事情，至少我這麼認為。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說：“記憶中的形像一旦被詞語固定住，就會在現實中被抹掉。”
馬可波羅與成吉思汗談及世界各國，成吉思汗問他為什麼從來不談他的家鄉威尼斯，馬可波羅笑著回答他：“我怕我說出來之後，它就不是我的威尼斯了。”
我也是同樣的感受。當我費盡心思地在這本書中講述有關提督、潘禾、大嘴和卷卷等朋友們活生生的故事時，我意圖將這些少年時難解的苦澀講得好玩有趣，可就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故事一點點地失去了它本該有的模樣。所以當我忐忑又期待地把這些書稿一一給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看時，這些朋友們都紛紛發出類似這樣的感慨，“故事是我的故事，可我是局外人”。我回復他們時套用了加繆為美國版《局外人》寫的序言中的一句話，“這些故事遠非麻木不仁，而是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