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我國**部描寫世俗市井生活的長篇白話小說。它標志著我國的古典小說在向嚴格的寫實努力。《金瓶梅》明寫宋朝，實際上寫的是明朝。作者集中寫一個家庭，從它的飲食起居、婚喪禮儀、社會交往、日常消遣、尋花問柳、妻妾爭風，寫到賄賂貪污、訴訟公堂、貪贓枉法、謀財害命。所寫的人物，則三教九流，無不涉及。從權臣墨吏，到商人牙婆、妓女幫閑、地痞無賴、媒婆醫生、和尚尼姑，無不予以刻畫，使其聲態並作，躍於紙面。日本的江戶時代，流行一種風俗畫，人們稱其為“浮世繪”。這種風俗畫題材**廣泛，而以描繪日常生活和四季風景為主。浮世繪以絢麗的色彩、鮮活的筆法，對江戶時代的社會生活作了生動的描寫和反映。我們可以說，《金瓶梅》就是明朝社會生活“雲霞滿紙”的浮世繪。在作者的筆下，明朝中後期的社會生活、芸芸眾生，一一展現在讀者的面前，使人掩卷難忘。
張國風著版的解說《金瓶梅》作品《雲霞滿紙浮世繪－－閑話金瓶梅／經典解讀繫列／華夏文庫》，通過20多篇短文用通俗語言來解讀《金瓶梅》的各個方面。

《雲霞滿紙浮世繪－－閑話金瓶梅／經典解讀繫 列／華夏文庫》為我省重點出版工程“華夏文庫·經 典解讀繫列”其中一冊，作者張國風為我國著名的古 典文學研究專家張國風教授。在數十年深入研究的基 礎上，作者用通俗生動的語言，通過20多篇短文，梳 理分析了《金瓶梅》這部長篇世情小說的獨特價值和 意義，可稱得上是“大家小書”。不論是相關知識介 紹還是對小說文學結構的分析，不管是對典型人物事 件的評判還是對社會丑惡現像的揭露鞭撻，作者都分 析得入木三分，頗見功力。尤為可貴的是，每篇短文 的寫作角度選擇得合理恰當，並盡量避免了原著中陰 暗淫穢的內容，對廣大普通讀者全面理解這部名著可 起到較好的引導作用。

告別傳奇
“誨淫”之罪
酒色財氣
人心*歹
萬惡淫為首
富而多詐
道是無情卻有情
無爭無競
棄舊迎新為本
僧尼嘴臉
奴纔也分三六九等
享樂與消遣
心照不宣
懼內與嫉妒
主線和副線
風吹雲散
小說與算命
配角的利用率
插科打諢
諷刺與暴露
重復自己
文龍的怪論
方法論的啟示

告別傳奇 《金瓶梅》是一部奇書。
《金瓶梅》沒有寫英雄。嚴格說，《金瓶梅》隻 寫了一個英雄，那就是武松。武松是蘭陵笑笑生從《 水滸傳））嫁接過來的人物。武松在《金瓶梅》裡的 主要作用就是引出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故事。《金瓶梅 》要描寫的，隻是普通市井人物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 。在這裡，人物是平凡的，故事也是平凡的。人物和 故事同時高度地逼近生活，與傳奇告別。從人物的非 英雄化、素材的當代化、情節的非傳奇化這三個方面 看，《金瓶梅》的創作具有很大的探索意義。這種探 索影響深遠，為宋元以後興起的白話小說、通俗小說 的發展揭示出廣闊的前景。《金瓶梅》沒有寫光明。
蘭陵笑笑生所勾勒的，是一個沒有光明、沒有理想、 沒有信仰、沒有前途的社會。無可救藥的人物、無可 救藥的社會，《金瓶梅》給讀者的整體印像就是這樣 。《金瓶梅》選擇了市井人物中*惡劣的成分——市 儈來做主角。西門慶和潘金蓮都是典型的市儈。不僅 如此，《金瓶梅》在處理書中*大多數人物形像時， 都體現了一種尖刻冷峻的態度。蘭陵笑笑生有意識地 在努力發掘芸芸眾生心中的“丑”與“惡”。歷來小 說受儒家思想支配，離不開善與惡的對立這一模式， 長篇小說的創作，*加鮮明地體現了這一模式。《三 國演義》中劉備集團和曹魏集團的鬥爭，《水滸傳》 中綠林好漢與貪官污吏的鬥爭，《西遊記》中孫悟空 與妖魔的鬥爭，都是善與惡的對立。小說家依據這一 模式來塑造人物、設計布局。放棄善惡對立的模式， 不僅是一種創作的選擇，而且是一種人生觀、世界觀 的選擇。蘭陵笑笑生的選擇深刻地反映出他對人性、 對社會的看法。
蘭陵笑笑生在創作這新的題材的時候，在他的目 光向著普通市井人物的日常生活尋覓的時候，—下子 面臨中國小說**的三個歷史性課題（人物的非英雄 化、素材的當代化和情節的非傳奇化）和一個固定模 式（善與惡的對立）。應該說，他的文學嘗試獲得了 相當大的成功。蘭陵笑笑生在解決三個歷史性課題和 打破一個固定模式的同時，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出 現了很多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失誤。大量的**描 寫、一些不必要的性描寫穿插；場面的煩瑣重復，許 多描寫的臃腫、冗長；某些人物思想性格的模糊、前 後不一、發展不自然；情節的前後抵牾。這些都是明 顯的缺陷。
蘭陵笑笑生之所以能夠進行大膽的探索，是因為 他恰好生活在一個比較寬松的時代。所謂“寬松”指 的是明朝中後期文化界的情形。從楊慎、吳承恩、李 開先、徐渭、李贄、屠隆、湯顯祖、袁宏道、鐘惺、 馮夢龍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感覺到這種“松動”和“ 寬松”。盡管他們在整體上未能衝破儒家思想的傳統 藩籬，但他們在很多局部的問題上卻有離經叛道的傾 向。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與傳統的儒家思想有 很多抵觸之處。儒家講文以載道，而《金瓶梅》卻很 難和“道”聯繫起來。滿文譯本《金瓶梅》的序便不 客氣地指責《金瓶梅》“篇篇皆是朋黨爭鬥、鑽營告 密、褻瀆貪飲、荒淫奸情、貪贓豪取、恃強欺凌、構 陷詐騙、設計妄殺、窮極逸樂、誣謗傾軋、讒言離間 之事耳。然於修身齊家有益社稷之事者無一件”。儒 家向來厚古薄今，而《金瓶梅》卻摒棄了取材歷史、 取材典故的傳統，直接從現實生活中汲取素材與靈感 。儒家宣揚英雄史觀，而《金瓶梅》卻偏偏沒有興趣 寫英雄。儒家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金瓶梅》卻展開了性的描寫。儒家思 孟學派講人之初，性本善，《金瓶梅》卻大力發掘人 性的丑惡。在蘭陵笑笑生描繪的世俗人間裡，沒有建 功立業、大濟蒼生的政治抱負，沒有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濟天下的處世態度，連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 嘆息都沒有。人們在《金瓶梅》裡看到的，是對於酒 色財氣的追逐；能夠聽到的，是津津樂道的小市民的 處世哲學。
從文學的傳統來說，《金瓶梅》對人性的“丑” 與“惡”的發掘，固然有其偏激的一面，但是，這種 發掘對於“瞞和騙”的傳統卻是一個有力的反駁。人 們可以責備蘭陵笑笑生沒有寫光明；可以責備《金瓶 梅》的描繪“沉悶窒息、漆黑一團”；可以責備蘭陵 笑笑生對黑暗與腐敗沒有鮮明的憎惡，沒能施以有力 的鞭撻；可以批評蘭陵笑笑生對西門慶縱欲無度的放 蕩生活有那麼幾分艷羨之情，但是，人們不能說《金 瓶梅》對人物、對社會的描寫不真實。
《金瓶梅》對人物、對社會的陰暗面的暴露，超 過了以往的任何小說，包括像《水滸傳》那樣傑出的 作品。其真實和深刻的程度，在以後的古代小說中， 也是罕有其比的。私有制產生以後，人類的貪欲就一 直作為一種邪惡的力量，推動著或破壞著人類文明的 發展。這種貪欲早在先秦的法家那兒就已經得到了尖 銳的剖析和冷峻的總結，性惡論就是這種剖析和總結 的成果。在中國的小說**，這種貪欲一般隻是附著 在反面人物的靈魂之上。到了蘭陵笑笑生的筆下，這 種貪欲纔得到了如此充分、不加粉飾的正面描寫。蘭 陵笑笑生把這種貪欲幾乎賦予了《金瓶梅》中出現的 每一個人物。到了清朝吳敬梓的諷刺巨著《儒林外史 》，又把對這種貪欲的描寫提升到一個*高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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