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蒙樹宏文集(第2卷學魯文存)/東陸書院文叢

乙、史料的注釋和考訂。以《魯迅全集》來說，當中牽涉到的人、事、背景十分復雜，有些地方不好理解。魯迅在1936年4月5日的《致王冶秋》中曾說： “我的文章，未有閱歷的人實在不見得看得懂，而中國的讀書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無法可想。”因此，對魯迅的著作就要進行考訂，加上注釋，方便讀者。新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共二萬三千餘條，約一百九十萬字，工作量很大。有一位參加魯迅日記注釋定稿工作的同志談到，“有時僅僅為了注釋一個人物的生卒年月，就需要進行大量調訪工作，甚至求助於公安部門和國外的有關工具書”（《許廣平的一生》，第217頁）。就是這樣使勁，有些疑難問題仍然無法解決，對生卒年月隻好空缺或加上“ ？”以表示存疑。注釋和考訂工作要這樣下力氣，就因為它重要。像《魯迅全集》的注釋，那是動用了數以千計的人力的結果，是幾十年來研究成果的總彙。
這不隻對魯迅作品的普及做出了很大貢獻，就是對專家學者也有不小的參考價值。
丙、史料的編纂。魯迅的著譯很多，內容很豐富，無法一一記住。以魯迅的日記來說，所記的人和事多而零碎——何年何月何日和何人來往，何年何月何日發生何事；諸如“信札往來，銀錢收付”（《馬上日記》）等都很難尋找。在這樣的情況下，史料的編纂，如目錄、索引、史料長編和年譜等，就為人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長編是圍繞著一個中心來輯錄有關史料，依此排比而成書。這可以減輕讀者翻檢的辛勞，乃是深入研究的出發點。魯迅在1932年8月15日的《致臺靜農》中曾說，有些文學史，實為“資料長編，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識者，資以為史，亦可用耳”。這說明長編有其意義及局限。魯迅並不輕視長編，他在《致曹聚仁》中說自己“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作長編人手”。年譜則是在對史料的真偽、對錯進行鋻別，在對史料的價值高低進行衡量的基礎上，把分散的史料以時間為順序而繫統化。年譜起碼得有時間和譜主事跡兩部分，有些還有**外大事記、注釋、按語和附錄、圖表等。好的年譜可以通過譜主的事跡反映時代，可以表現譜主的思想道路、性格特點等。魯迅相當重視年譜的作用，他在《且介亭雜文·序言》中說：“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 我想，在資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應注意下列幾個問題。
（一）確定主攻方向。魯迅是一個在多方面有成就的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回憶、研究魯迅的著述也汗牛充棟，人們精力有限，不大可能在各方面都齊頭並進。魯迅研究者總是根據主客觀條件（社會需要、比較容易找到資料、有研究興趣等）選定自己的主攻方向和確定階段性的奮鬥目標，把注意力集中於一點或某些方面。選定主攻方向以後，就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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