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蓮花(林徽因時代的追憶)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擇 1928年8月，梁啟超在**為梁思成夫婦聯繫好了工作——去瀋陽東北大學創辦的建築繫任教。這是中國大學*早設立的一個建築繫，梁思成擔任教授兼繫主任，月薪800元；林徽因擔任教授，月薪400元。此前，梁啟超曾為梁、林夫婦聯繫了在清華的工作，但後來又改變主意，力主這對小夫妻去瀋陽，理由是：“（東北）那邊建築事業將來有大發展的機會，比溫柔鄉的清華園強多了。但現在總比不上在北平舒服……我想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喫苦路上走。”對梁啟超的良苦用心，梁思成夫婦深以為然，表示完全聽從父親的指教。東北大學方面要求梁、林盡快到職，梁、林這對周身散發著溫熱，正沉浸在甜蜜幸福中的重量級留學生，不得不中斷了婚後歐洲的考察和旅行，於這年9 月匆匆趕回**赴東北大學就職。
而這個時候梁啟超的腎病日趨嚴重，已病人膏肓，將不久於人世。1929 年 1月19日，梁啟超溘然長逝，與前些年去世的李夫人合葬於北平西山腳下。
梁、林夫婦專程從瀋陽趕回北平奔喪，並設計了造型簡潔、古樸莊重的墓碑。
梁思成沒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設計的**件建築作品，竟是父親的墓碑。
四十年後，梁思成在生命的晚年，終於從協和醫院得知梁啟超冤死手術刀一事的真相。當年梁任公躺在手術臺上，值班護士用碘酒在梁氏的肚皮上標錯了位置，執刀的院長劉瑞恆在動手術前，又沒有核對掛在手術臺旁的x光照片，結果割去的是一隻好腎。此事當時即發現·，但顧及梁氏的知名度與協和的名聲，這一錯誤被當成“*高機密”保護起來，結果不少傳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揚揚，且成為一件秘聞流傳於坊間。其實，梁啟超出院不久協和醫院就已默認了，梁啟超也已確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腎被割掉，但為何割掉仍是霧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九月十四日給孩子們的信中曾這樣寫道：“……伍連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給他看，他說‘這病**不能不理會’，他人京當向協和及克禮等詳細探索實情雲雲。五日前在京會著他，他已探聽明白了……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在手術前，克禮、力舒東、山本乃至協和都從外科方面研究，實是誤人歧途。但據連德的診斷，也不是所謂‘無理由出血’，乃是一種輕微腎炎。西藥並不是不能醫，但很難求速效……他對於手術善後問題，向我下很嚴重的警告。他說割掉一個腎，情節很是重大，必須俟左腎慢慢生長，長到大能**兼代右腎的權能，纔算復原。”又說：“當這內部生理大變化時期中，左腎極喫力、極辛苦、極嬌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護不可。**的戒令，是節勞一切工作，*多隻能做從前一半，喫東西要清淡些。……我屢次探協和確實消息，他們為護短起見，總說右腎是有病（部分腐壞），現在連德纔證明他們的謊話了。我卻真放心了。所以連德忠告我的話，我總努力自己節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 有研究者分析認為，對梁啟超而言，協和誤割好腎是致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實地按照伍連德醫生提出的要求進行療養，還是有可能多活一些歲月的。而不良生活習慣，也是導致梁啟超患病和屢醫無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後來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為他發病的一個誘因。
再有就是梁氏的寫作欲過於旺盛，夜以繼日地寫作，不願過“享清福”的療養生活，“家人苦諫節勞”而不聽，沒有認真考慮勞累為病體帶來的惡劣後果，是他早逝的第三個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親得病逝世的經過時說：“先君子曾謂：‘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 方在清華、燕京講學，未嘗辭勞，乃至病篤仍不忘著述，身驗斯言，悲哉！”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就在梁啟超去世的這年8月，林徽因在瀋陽生下了一個女兒。為紀念晚年自號“飲冰室主人”的父親梁啟超，為這個女孩取名‘再冰”。
梁、林夫婦在東北大學如魚得水，工作極其順利，遺憾的是東北地區嚴酷的氣候損害了林徽因的健康。第二年，林徽因那原本有些孱弱的身體受到損傷，導致肺病復發，不得不返回北平去香山雙清別墅長期療養。自瀋陽的回返，標志著林徽因肺病再度發作，自此之後，這個被時人視為像癌癥一樣不可治愈的病癥，一直與她形影相隨、糾纏不休，直至把這位纔華橫溢的美麗女人拖向死亡的深淵。
由於林徽因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她重返瀋陽東北大學工作和生活，梁思成不得不重新考慮以後的生活方向。恰在這時，一個新的機會出現在面前，這便是中國營造學社的聘請。
中國營造學社*早設在北平天安門裡西廡舊朝房，屬於民辦學術團體的科研機構（按：後該地址成為中山公園的一部分），主要從事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堪稱中國歷****家建築學研究機構。學社的發起人是朱啟鈐，字桂莘，人稱朱桂老。此大佬1872年生於河南信陽，民國三年（1914年） 10月出任北洋政府的內務總長，後又出任國務**，1915年奉袁世凱之命修繕皇宮時，對營造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17年，朱啟鈐在江南圖書館偶然發現了一部湮沒日久、由宋代建築學家李誡（明仲）創作的《營造法式》抄本（按：此書編成於宋哲宗元符三年，即1100年，鏤版印刷於宋徽宗崇寧二年，即1103年），驚為秘籍，遂將此書借出館外兩次出資刊行，引起了學術界的矚目。興致所至，他自籌資金，索性發起成立了一所專門研究中國古建築工程學的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朱氏自任社長。* 初學社設在朱啟鈐家中，初邀入社的成員大都是一些國學名家。
對於朱啟鈐為何拿出錢來興辦一個學術團體的問題，按後來營造學社工作人員羅哲文的說法，自有一些因緣巧合的復雜成因：其一，朱氏早期就從事過工程的實踐活動，對中國古代建築和工程有著濃厚的興趣；其二，他在軍閥政治生涯中受挫之後，倦於從政，欲把心力貢獻於自己愛好的事業。羅哲文在敘述這一歷史淵源時，隻是說了個大概輪廓，外人仍迷迷糊糊不知其所雲。其實，對朱啟鈐的經歷**可說得再明白一點。那就是，朱啟鈐在袁世凱政府任上，曾逆歷史潮流而動，竭力攘助老袁重登皇帝大位，弄了一些“洪憲帝制”之類的東西，搞得烏煙瘴氣、天怒人怨。袁世凱死後，喧騰一時的“洪憲”也隨之煙消雲散，朱啟鈐和趙秉鈞、陳宦、梁士詒四大臣被新一輪當權者北洋政府同列“四兇”予以通緝。朱是個頗能搞錢之人，在臺上臺下結交了一大批巨賈名宦，事發後在徐世昌等當朝權貴的庇護下，朱氏隱匿於津門租界，家眷仍在北平，偶然輕裝回平，也安然無恙。如此這般過了兩年，奉令特赦，朱的罪狀一掃而光，並很快當選為安福繫國會參議院副議長。在此期間，朱啟鈐即全力經營中山公園的修建工程，如來今雨軒、水榭、唐花塢、長廊、假山等等，無一不是他親手經營。在實際工程中，朱氏深入研究了中國古建築、中國園林藝術，由“票友”而漸漸成了這方面的專家學者。
P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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