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丑陋的中國人(典藏柏楊雜文)

本文是柏楊於1984年9月24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呂嘉行記錄。
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丑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丑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作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請教於各階層朋友。
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臺北，請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所以，**是我有生以來，**次用“丑陋的中國人 ”講演，我感到**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臺中東海大學請我演講，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可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之後，他打電話到臺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著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然不同意，不過你一定要改，隻好就改！”那是我**次講有關“丑陋的中國人” 。我對他說：“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以後我就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諾。結果講過之後，把錄音帶寄來，隻有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就沒有了聲音。
今年我六十五歲，臺北的朋友在3月7日給我過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臺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不了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中的難民，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柬埔寨等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我們所講的“中國人”不是國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統或文化)。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到了那裡幾天之後，不能忍受，哭著回來。她說：“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後來我到了泰國，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好比說：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回報，這就是商業行為，然後泰國士兵會逼著那位太太全身脫光，走到裁判所，問她：“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這隻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隻有一個感慨— —中國人造了什麼孽？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我們覺得很親切，問她：“你怎麼會講中國活？”她說：“ 我是中國人，從越南逃出來的。”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一面說，一面嗚咽，我隻好安慰她：“至少現在還好，沒有挨餓。”在告辭轉身時，聽到她嘆了一口氣：“唉！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我對這一聲嘆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紀的南洋群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 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群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民族固然是長遠的，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難盡。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臺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纔能夠好起來？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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