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我與昆曲

親愛的父親 1938年深秋，那時我和有光在霧都重慶有一個溫暖的小家。
**早上我正要到棗子嵐垭去參加曲會，有光問我： “**還要去嗎？”我說：“是呀，有什麼事嗎？”他支吾著：“ 我沒什麼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總要說“早點回來”，** 話語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對。我有些遲疑，但還是去了。心裡不踏實，隻唱了一支曲子就匆匆趕回了家。一切卻是很平靜的樣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飯後，有光輕輕地走到我身邊，拿給我看一封電報：“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來的。
我把電報放在枕頭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親*親的兩個人，項頂疼愛我們的父親、母親都沒有了。父親在世時，即使相隔再遠，也總幻想有**能全家相聚，再重溫童年幸福的生活。父親去了，那無限美好的時光將永遠隻能留在夢裡了。
1921年，父親坐在母親的棺木旁，久久凝視著母親年輕美麗蒼白的臉，憑人怎麼勸也不讓蓋棺蓋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現，如今他們又團圓了，母親還是那麼漂亮嗎？我的永遠不老的父親、母親…… 我的曾祖父張樹聲清同治年間曾在蘇州任江蘇巡撫，後升任兩廣總督等職。曾祖父生有九個兒子，祖父張雲端是長子，曾任過四川川東道臺。祖父膝下無子，父親是從五房抱過來的。父親四個月時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帶上父親和奶媽乘船同去。
船日夜行駛在驚濤駭浪中，巨大的聲響傷害了小嬰兒的耳膜，父親從此終生聽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親回到安徽合肥張家老宅。
當時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劉、蒯、張，張家敬陪末座，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鄉的田大多是張家的，東鄉的田大多是李(即李鴻章)家的。劉家後來到上海辦金融，很開明。張家和劉、李兩家都有姻親。
當地有民謠《十杯酒》，記得其中兩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鴻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張樹聲…… 家裡有萬頃良田，每年有十萬擔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親可能是因為很早就離開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衝出了舊式家庭的藩籬，一心鑽進了書堆裡。這個家庭帶給他的*大便利和優越條件是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買書。他痛恨賭博，從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煙，一生滴酒不沾。
父親十七歲結婚，媽媽比他大四歲。達理知書溫良賢德的母親不但擔起了管理一個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樣愛護、關心、幫助父親。
辛亥革命後，1913年，父親帶全家搬到上海。那時我二十二個月大，叫名(虛歲)三歲。我們住的是一個石庫門的大房子，七樓七底，還有亭子間，院子很大，可以擺十幾桌酒席，月租金是二百兩銀子。如果不是發生了一個意外事件，也許我們還會在上海住下去。
1916年，祖母去世了，喪事辦得場面很大，家裡每天有十幾桌客人，還請了和尚念經和放焰口。忙亂中，突然有 **發現大門口有一顆**，全家人都嚇壞了，出喪的日子比預定提前了幾天，家裡怕出問題，沒讓我們站在孝子孝孫的隊伍裡，孝棚裡的許多東西也是假的。好在沒出什麼大問題。為了避免再有意外，1917 年，全家搬到蘇州。
在蘇州，我們度過了一生中*幸福的日子，父親對書籍的熱愛和對知識的渴求也得到了*大限度的滿足。當時能訂到或買到的所有報紙他都要看，《申報》、《新聞報》、《蘇州明報》、《吳縣日報》等，以及一些比較出名的小報，如《晶報》、《金鋼鑽報》等。至於家裡的藏書，在蘇州是出了名的，據講不是數一也是數二。家裡專門有兩間很大的房間，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書架，整整齊齊擺滿了書。除了為數不少的善本和線裝書外，父親不薄古人也愛今人，現代和當代出版的書籍，各種名著和一般的文藝作品他都及時買進。尤其是“五四”以後一些*新鮮*富營養的作品，如魯迅先生的作品和許多流派的新書名著他都一本不落。
大姐元和曾回憶說：“父親*喜歡書，記得小時候在上海，父親去四馬路買書，從**家書店買的書丟在第二家書店，從第二家買的書丟在第三家書店……這樣一家家下去，*後讓男僕再一家家把書撿回來，住的飯店的房間中到處堆滿了書。
”在蘇州的鬧市觀前街上，有兩家規模較大的書店，老板、伙計都與父親很熟悉，父親一去他們就陪著在書架前挑選。平時書店進了新書就整捆地送到家裡來，父親買書都是記賬的，逢年過節由管家結賬付錢。當時蘇州的縉紳富戶不少，但像父親這樣富在藏書、樂在讀書的實在不多。
父親的藏書我們可以自由翻看，他從不限制，書籍給我們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快樂。但鐘鳴鼎食、詩書傳家的生活並沒有使父親滿足，他想讓*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觸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識和文化的力量，使她們擺脫舊的陳腐的道德觀念的束縛，成為身心健康的對社會有用的人。父親開始辦了一個幼兒園，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個幼兒園—— 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繫列規劃，但因力所不及的種種原因。真正辦成並堅持了十七年的隻有樂益女中。為樂益，父親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財產。餘心正先生在《啟蒙先賢張冀牖》一文中曾經寫道：自古以來，教育成家，在質不在量，*不在規模之大小，學生程度之高低。張老先生仰慕“樂土吳中，開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後舉家來蘇，築小小園林，從辦幼兒園、小學開始，再辦平林男中、樂益女中。接著兩次辦起高中部，皆因時局變遷，當局掣肘而匆匆下馬。他原想學馬相伯老人辦一個 “蘇州復旦”的心願，亦因世事茫茫，終成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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