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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十九首釋》前言詩是精粹的語言。因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多的思索，*多的吟味；許多人覺得詩難懂，便是為此。但詩究竟是“語言”，並沒有真的神秘；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隻有分析，纔可以得到透徹的了解；散文如此，詩也如此。有時分析起來還是不懂，那是分析得還不夠細密，或者是知識不夠，材料不足，並不是分析這個方法不成。這些情形，不論文言文、白話文、文言詩、白話詩，都是一樣，不過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別是文言詩，也許*難懂些罷了。
我們設“詩文選讀”這一欄，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品，幫助青年諸君的了解，引起他們的興趣，*注意的是要養成他們分析的態度。隻有能分析的人，纔能切實欣賞；欣賞是在透徹的了解裡。一般的意見將欣賞和了解分成兩橛，實在是不妥的。沒有透徹的了解，就欣賞起來，那欣賞也許會驢唇不對馬嘴，至多也隻是模糊影響。一般人以為詩隻能綜合地欣賞，一分析詩就沒有了。其實詩是*錯綜的，，*多義的，非得細密的分析功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圇吞棗地讀去，所得著的怕隻是聲調、辭藻等一枝一節，整個兒的詩會從你的口頭眼下滑過去。
本文選了《古詩十九首》做對像，有兩個緣由。
一來《十九首》可以說是我們*古的五言詩，是我們詩的古典之一。所謂“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風，《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詩都以這一類古詩為標準，而從六朝以來的詩論，還都以這一類詩為正宗。《十九首》影響之大，從此可知。
二來《十九首》既是詩的古典，說解的人也就很多。古詩原來很不少，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裡卻隻選了這《十九首》。《文選》成了古典，《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十九首》以外，古詩流傳到後世的，也就有限了。唐代李善和“五臣”給《文選》作注，當然也注了《十九首》。嗣後歷代都有說解《十九首》的，但除了《文選》注家和元代劉履的《選詩補注》，整套作解的似乎沒有。清代箋注之學很盛，獨立說解《十九首》的很多。近人隋樹森先生編有《古詩十九首集釋》一書（中華版），搜羅歷來《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釋，大致完備，很可參看。
這些說解，算李善的*為謹慎、切實；雖然他釋 “事”的地方多，釋“義”的地方少。“事”是詩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辭，普通稱為“典故”。“義”是作詩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們日常說話裡的“用意”。
有些人反對典故，認為詩貴自然，辛辛苦苦注出詩裡的典故，隻表明詩句是有“來歷”的，作者是淵博的，並不能增加詩的價值。另有些人也反對典故，卻認為太麻煩、太瑣碎，反足為欣賞之累。
可是，詩是精粹的語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從比喻和組織上作功夫，利用讀者聯想的力量。組織得簡約緊湊，似乎斷了，實在連著。比喻或用古事成辭，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實是比喻的一類。這首詩那首詩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個兒的詩是離不開典故的。舊詩如此，新詩也如此，不過新詩愛用外國典故罷了。要透徹地了解詩，在許多時候，非先弄明白詩裡的典故不可。陶淵明的詩，總該算“自然”了，但他用的典故並不少。從前人隻囫圇讀過，直到近人古直先生的《靖節詩箋定本》，纔細細地注明。我們因此增加了對於陶詩的了解；雖然我們對於古先生所解釋的許多篇陶詩的意旨並不敢苟同。李善注《十九首》的好處，在他所引的“事”都跟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切合，幫助我們的了解很大。
別家說解，大都重在意旨。有些是根據原詩的文義和背景，卻忽略了典故，因此不免望文生義，模糊影響。有些並不根據全篇的文義、典故、背景，卻隻斷章取義，讓“比興”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謂“比興”的信念，是認為作詩必關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離別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不是“臣不得於君”，便是“士不遇知己”。這些人似乎覺得相思、離別等私情不值得作詩；作詩和讀詩必須能見其大。
但是原作裡卻往往不見那大處。於是，他們便抓住一句兩句，甚至一詞兩詞，曲解起來，發揮開去，好湊合那個傳統的信念。這不但不切合原作，並且常常不能自圓其說，隻算是無中生有，驢唇不對馬嘴罷了。
據近人的考證，《十九首》大概作於東漢末年，是建安（獻帝）詩的前驅。李善就說過，詩裡的地名像“宛”、“洛”、“上東門”，都可以見出有一部分是東漢人作的，但他還相信其中有西漢詩。歷來認為《十九首》裡有西漢詩，隻有一個重要的證據，便是第七首裡“玉衡指孟鼕”一句話。李善說，這是漢初的歷法。後來人都信他的話，同時也就信《十九首》中一部分是西漢詩。不過李善這條注並不確切可靠，俞平伯先生有過詳細討論，載在《清華學報》裡。
我們現在相信這句詩還是用的夏歷。此外，梁啟超先生的意見，《十九首》作風如此相同，不會分開在相隔幾百年的兩個時代（《美文及其歷史》）。徐中舒先生也說，東漢中葉，文人的五言詩還是很幼稚的；西漢若已有《十九首》那樣成熟的作品，怎麼會有這種現像呢！（《古詩十九首考》，《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六十五期）《十九首》沒有作者，但並不是民間的作品，而是文人仿樂府作的詩。樂府原是入樂的歌謠，盛行於西漢。到東漢時，文人仿作樂府辭的極多；現存的樂府古辭，也大都是東漢的。仿作樂府，*初大約是依原調，用原題；後來便有隻用原題的。再後便有不依原調，不用原題，隻取樂府原意，作五言詩的了。這種作品，文人化的程度雖然已經很高，題材可還是民間的，如人生不常、及時行樂、離別、相思、客愁等等。這時代作詩人的個性還見不出，而每首詩的作者，也並不限於一個人；所以沒有主名可指。《十九首》就是這類詩，詩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但典故並不妨害《十九首》的“自然”，因為這類詩究竟是民間味，而且隻是渾括的抒敘，還沒到精細描寫的地步，所以就覺得“自然”了。
《國文月刊》一卷六期，三十年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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