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故國人民有所思+民國乃敵國也（共2冊）

李、藍文章見報後，俞平伯的抵觸情緒是很明顯的。文學所黨總支所寫的《對俞平伯學術思想批判情況的調查》（1954年，月日不具）一文中，彙總了俞先生*初的零星反應和態度：對俞的批判展開以後，俞感到問題嚴重，情緒很波動，公開抗拒。他說：“他們原來要搞我，搞吧。我不再寫文章總行吧。” 又說：“我不配研究《紅樓夢》，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學。” 曾一度閉門謝客，深居簡出，甚至不接電話，不參加會議。
他表現苦悶，安若無事，內心緊張，蔑視，看不起。
如說： “他（指李、藍）說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反封建。” 他認為李、藍對《紅樓夢》的估價太高了。他說：‘《紅樓夢》自發表以來並沒有起好作用，如果沒有色空觀念，可能還好些，所起的都是壞作用。”“他們說寶、黛二人有煽動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過火了，這不符合歷史的現實。”又說：“如果真有，賈寶玉應該參加革命去了。”這不像話。
1954一年*後**（12月31日），北京市委給中央寫了一篇有關批判《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觀點的思想情況的報告，其中這樣歸納總結了俞平伯的活動近況：“俞平伯有一個時期情緒緊張，表現消極，閉門謝客，不接電話，也不出席北大文學研究所《紅樓夢》討論會，並曾不滿地表示，‘我不配研究《紅樓夢》，也不配研究任何中國古典文學，以後我不再研究了。”’ 1955年1月3日市高校黨委會編出《關於開展學術討論，批判資產階級唯心觀點的工作》的動態簡報，其中提道： “文學研究所先後舉行了六次會議，針對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思想進行批判，何其芳、毛星等同志都作了長篇發言，會議對大家的教育很大，俞平伯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在眾人長時間的圍攻之中，俞的不服氣和倔強極為顯目。
波瀾所及，一些老教授暗地裡有了一些抵觸和不安。如北大歷史繫教授鄧廣銘說，現在老教授寫文章就是犯罪，我如發表文章就有成為俞平伯的危險。山東大學一學生將批判陳寅恪論韓愈的著作的文章投給《人民日報》，後在《歷史研究》刊發，歷史學者向達、翦伯贊、季羨林等讀後都擔心陳寅恪因受刺激而有自殺的可能，翦伯贊直言“會引起很大的波動”，向達**不滿地對翦伯贊說：“ 現在年輕人自己搞不出東西倒來批評別人。”（見1955年1月20日市高校黨委簡報第 53期）這些報告在中央領導層中傳閱，俞平伯不配合的消極態度給高層留下較深的印像，如何謹慎處理俞平伯及一批教授的思想問題而不陷入僵局，高層由此也有所警覺和籌劃。
運動啟動後，對俞平伯負面的彙報始終不斷，其中*突出的是他所表露的委屈不平的情緒，如俞說：“**也不是我自封的，文章也不是我自己要寫的，是為了社會的需要，是報紙、雜志要我寫的。為了應付他們，纔隨便寫了些文章，接著問題也來了，現在悔之晚矣。” 文學所總支分析話語中的潛臺詞是：“你們把我捧起來，現在又批評我，是有意的打擊，我不應該做典型。” 俞再三強調自己所做的多是古籍整理和考證工作，不必用馬列主義。他憎惡外界有人說他是“偽裝”“背進步包袱” ，他說：“我做整理工作，自覺很仔細，很認真，沒有錯誤。我原來就沒有運用馬列主義研究，為何要批判？” **性一下子被打倒，他的挫折感是很強烈的。他說：“三十多年來的研究一場空，學術上被全部否定，一切都空了，再也抬不起頭來。”他曾向人說風涼話：“這次批判，我的書反而一賣而空，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黨總支對此予以評論：“這是一種幸災樂禍的消極抵抗。”據北京市高校黨委了解，俞平伯所著的《紅樓夢研究》一書在北京市面上已買不到，胡適寫的《胡適文存》、《白話文學史》等書籍在舊書攤上均漲價三分之一。
1954年10月全國文協召開座談會，俞平伯出席並作了檢討，與會者反映其發言態度還算誠懇。但文研所10月28日討論時，俞平伯卻躲避在家中未參加，隻是委托好友、同所研究員餘冠英在會上轉述其大意：“我贊成這個運動，並沒有誤解這是對我個人，而且我要寫文章，把我三十多年來研究《紅樓夢》的工作總結一下，看看有多少錯誤。直到現在我對《紅樓夢》的正式研究尚未開始，而亂寫文章是由於社會需要，現在悔之晚矣。”他對報紙上發表有關胡適與他往來的文章有顧慮，認為這樣容易引起誤解，以為他有政治問題。（見市高校黨委1954年11月11日《討論紅樓夢問題的各校動態》）俞平伯此時*害怕的是在政治上被否定，怕被人說成是反動的胡適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幾次在會上替自己極力辯解，覺得對自己的批判方向不對頭：“胡適對我並沒有多大影響，與其說胡適對我的影響大，不如說周作人對我的影響*大些。” 俞平伯還私下披露，助手王佩璋所代寫的文章，有些看法也並非王佩璋自己的意見，而是胡喬木的意見。
黨總支分析說：俞身邊的落後分子說了一些挑撥的話，對俞也有不利的影響。P18－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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