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負暄絮語(大家散文文存精編版)

紅樓點滴一民國年間，北京大學有三個院：一院是文學院，即有名的紅樓，在紫禁城神武門(北門)以東漢花園( 沙灘的東部)。二院是理學院，在景山之東馬神廟(後改名景山東街)路北，這是北京大學的老居址，京師大學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學院(後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的磚木結構，坐北向南一個橫長條。民國初年建造時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後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於是許多與文有關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這裡來進進出出。其中*為大家所稱道的當然是蔡元培校長，其餘如劉師培、陳獨秀、辜鴻銘、胡適等，就幾乎數不清了。人多，活動多，值得說說的自然就隨著多起來。為了把亂絲理出個頭緒，要分類。其中的一類是課堂的隨隨便便。
一般人談起北京大學就想到蔡元培校長，談起蔡元培校長就想到他開創的風氣——兼容並包和學術自由。這風氣表現在各個方面，或者說無孔不入，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課堂。課堂，由宗周的國子學到清末的三味書屋，規矩都是嚴格的。北京大學的課堂卻不然，雖然規定並不這樣說，事實上總是可以隨隨便便。這說得鮮明一些是：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先說不應該上課而上課的情況。這出於幾方面的因緣和合。北京大學不乏名教授，所講雖然未必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卻是名聲在外。這是一方面。有些年輕人在沙灘一帶流浪，沒有上學而同樣願意求學，還有些人，上了學而學校是不入流的，也願意買硬席票而坐軟席車，於是都踊躍地來旁聽。這也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是北京大學課堂的慣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說我剛入學的時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學間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踫肘，卻很少交談，甚至相視而笑的情況也很少。這由心理方面說恐怕是，都自以為有一套，因而目中無人。但這就給旁聽者創造了大方便，因為都漠不相關，所以非本班的人進來入座，就不會有人看，*不會有人盤查。常有這樣的情況，一個學期，上課常常在一起，比如說十幾個人，其中哪些是選課的，哪些是旁聽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這模模糊糊，有時必須水落石出，就會近於笑談。比如劉半農先生開“古聲律學”的課，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到期考纔知道選課的隻有我一個人。還有一次，聽說是法文課，上課的每次有五六個人，到期考卻沒有一個人參加。教師當然很惱火，問管注冊的，原來是隻一個人選，後來退了，管注冊的人忘記注銷，所以便宜了旁聽的。
再說應該上課而不上課的情況。據我所知，上課時間不上課，去逛大街或看電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種種原因或種種想法。比如有的課不值得聽，如“ 黨義”；有的課，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無大差別，可以不重復；有的課，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少；等等。這類不上課的人，上課時間多半在圖書館，目的是過屠門而大嚼。因為這樣，所以常常不上課的人，也許是成績比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會有反常的反應，對於常上課的是親近，對於不常上課的是敬畏。不常上課，有曠課的處罰問題，學校規定，曠課一半以上不能參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學分，學分不夠不能畢業。怎麼辦？辦法是求管點名(進課堂看座位號，空位畫一次缺課)的盛先生擦去幾次。學生不上課，鑽圖書館，這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總是慨然應允。
這種課堂的隨隨便便，在校外曾引來不很客氣的評論，比如，北京大學是把後門的門檻鋸下來，加在前門的門檻上，就是一種。這評論的意思是，進門很難；但隻要能進去，混混就可以畢業，因為後門沒有門檻阻擋了。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體驗，是進門以後，並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說是空氣，無聲無臭，卻很厲害。比如說，許多學問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藍布長衫，學生，即使很有錢，也不敢西裝革履，因為一對照，*慚愧。其他學問大事就*不用說了。
時間不很長，我離開這個隨隨便便的環境。又不久，國土被侵占，學校遷往西南，同清華、南開合伙過日子去了。一晃過了十年光景，學校返回舊居，一切支離破碎。我有時想到紅樓的昔日，舊的風氣還會有一些嗎？記得是一九四九年四月，老友曹君來串門，說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每次放映幻燈片，很有意思，他聽了幾次，下次是*後一次，講雜建築，應該去聽聽。到時候，我們去了。講的是花園、橋、塔等等，記得幻燈片裡有蘇州木瀆鎮的某花園，小巧曲折，很美。兩小時，講完了，梁先生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說怎麼考好？”聽課的有近二十人，沒有一個人答話。梁先生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麼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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