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東京花見/論語文叢

來京記儲安平自從去年七月喫了論語社幾位朋友的飯以後，我和這些友人便暫時分居了。分居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住山中養病去了。
其實，我又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病。比如說，我在山上，一頓能喫兩碗多飯，每天略看一些書，高興還得隨便寫一些文章，早晚看雲霞而已。
我家對門的一個小皮匠生了十二年的癩痢，還沒敢昌言入山養痾，而我為什麼居然會屏*世事，獨往山中去了呢？看官有所不知，原來我幼有大志，雖不想做萬世皇帝，可起碼也得做一個如現在所謂的要人。可是要做一個現代中國的要人，積二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先在生病上訓練起來。假如你不懂得在必要時將如何嚷著說生病了，而此病又必須休養的話，那末要人之夢，便全沒你份了。
我是一直住在京杭道上頂聞名的庚桑洞裡的。我為什麼要跑到那地方去養病呢？原來也有一番道理。
因為匡廬我雖想去，但已有了林**；香港即使沒有胡前立法院長，我也嫌他與我的根據地江蘇太遠，有鞭長莫及之慨；妙高臺不消說*有蔣委員長在那兒；莫干山周家雖有淵源，無奈憑空又飛去了汪行政院長。我之不能往莫干山，正如胡之不能來匡廬；我之不能去匡廬，又正如汪之不能往妙高臺。原來在中國，我們都必須各據一方，纔好做手腳，纔能培植自己的聲勢：這就是我所以不得已還是選定了自家的庚桑洞的苦心。
可是我住在庚桑洞裡，有一件事使我心上大不滿意。原來當地的那些新聞記者一個都不來晉謁，這也就難怪蕭伯訥在香港對路透社訪員說中國的新聞記者幼稚了。
我在庚桑洞住下不久之後，吳稚暉何應欽和李書華三位先生都也來遊洞。我不十分清楚是不是他們因為我到了那洞以後他們纔來的，不過怎麼我以前沒有住到那兒的時候，他們從沒想到去遊庚桑洞呢？可見其中自有緣故，這在我倒是一件差強人意的事。隻是看官諸公，你們切莫誤會。他們三位先生來遊洞，我事前毫無消息，事後也並無任何表現，可見一無政治作用，外間流言，實屬可笑。
自從他們三位先生來過之後，我那門前便漸漸有新聞記者的影子出現了。有一次，有一個記者先生問我，前次吳委員何部長李部長來遊，是不是都由我招待，我頷首答之，可不料，那位記者先生就此以後將我的生活起居也時常在當地的報紙上登起來。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又沒有給過他們津貼或其他好處。後來我遇見那位記者先生，問他什麼道理，他隻笑而不答，我至今莫名其妙。
不但報紙上給我登起居，並且朋友們在談天中也便常常引到我。比如說，“我的朋友（應當改為好友，真好友）儲安平現在在庚桑洞養病，”這樣的話，有許多認識我的人近來都很愛在嘴裡吐出來的。什麼道理呢？還是其中一個頂老實的朋友告訴了我，他說，捧自己的朋友就等於捧自己，這叫Team Work；我恍然。
天下原無不可醫的病，什麼病得用什麼藥。比如說，金雞納霜是醫瘧疾的，情人是醫相思病的，有的病則如院長部長也可醫，且竟有如百齡機般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者。我去養病原是訓練做要人。可是“要人病”的好壞有時全不能讓自己作主，有時又自己一個心血來潮也可作得了主的。要人病大概隻能生幾天，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如兩三年這麼生下去還不見起色，也許從此就不“要”了。有**晚上，我忽而明白了這一層，於是第二天早上病即霍然大愈，決計下山。
做要人是有步驟的。大概先上南京，其次是上海（青島或香港或澳門也可），終於出洋，（自然是考察）出洋之後還有餘勇可賈，於是再在上海掛一下律師照牌。我那時正有不少友人約我上南京去，我於是順水推舟，答應他們即日來京。
從庚桑洞到南京隻須坐京杭汽車即到，（庚桑洞目下尚無飛機場，此注。）當我正將上車時，常州忽來了電報，說外祖母死去，於是臨時隻得轉乘小輪到常州，在靈前磕了頭，第二天乘火車來南京。
我以前坐火車的哲學是寧坐三等不坐二等，因為略苦幾個小時，即可省出一倍車票。後來這個哲學忽然轉變了：寧坐二等不坐三等，以為隻多出一倍車票即可舒適數小時，又何樂不為。但*近，我的思想又 *深入了，就是放棄**主張，且待相機行事。我覺得這態度是頂可取的，因為這態度可以飽暖一世。
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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