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鄉村社會到城市社會、從革命中心到財富中心的轉變過程中，知識人的處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關懷和壓力已不是**的至少不是主要直面的問題與處境，經濟方面的約束和追求成為新的重大關切。當文化*多是娛樂和休閑時，所謂的文化理想又被稀釋與解構，以學術文化為業的知識人到哪裡去尋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單世聯著的《知識人的關懷與壓力》所述及的這些知識人的故事與思想，對我們正在進行的選擇無疑深具啟發。

《知識人的關懷與壓力》為作者單世聯近年撰寫 的繫列有關中外知識人的文化隨筆精選集。不同的時 代格局，不同的國事天下事，不同的知識人因立場、 境遇不同，自然面臨著不同的問題與抉擇。康有為、 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賀麟、潘光旦、富特文格 勒、海涅、君特·格拉斯這些中外文化名宿在大變局 中的社會，既背負時代的重荷，亦無法掙脫復雜人性 的纏繞，面臨抉擇，作為知識人的他們給出各自思考 的同時，也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呈現了迥異的精 神世界與生命姿態，為世人搭建了多彩而獨特的文化 景觀。

上輯
1、康有為論物質救國
2、章太炎論文化多元
3、梁啟超反思進化論
4、王國維的智性糾結
5、賀麟的『愛國主義』
6、潘光旦的『優生學』
下輯
7、『二二得幾』的引申
8、海涅的煩與怕
9、另搞一套的悲劇
10、指揮貝多芬的政治
11、特萊津藝術的歧義
12、納粹大屠殺與西方文明的除魅
13、在故事中掌握時代

追溯德國所以致強之由，反思中國所以失敗之因 ，康有為繼變法維新之後又提出了一個救舊中國開新 中國的方案：“……較量於歐亞之得失，推求於中西 之異同，本原於新世之所由，反覆於大變之所至。其 本原浩大，因緣繁夥，誠不可以一說盡之。歐洲百年 來*著之效，則有國民學、物質學二者。中國數年來 ，亦知發明國民之義矣。但以一國之強弱論焉，以中 國之地位，為救急之方藥，則中國之病弱非有他也， 在不知講物質之學而已。”什麼是“物質”呢？ “物質之方體無窮，以吾考之，則吾所取為救國 之急藥，惟有工藝、汽電、*艦與兵而已，惟有工藝 、汽、電、*、艦與兵而已！”以物質發展而不是制 度變革為救國戰略，康有為此論實際上是清末洋務運 動的理論發揮。
19世紀*後幾年，也就是康有為出亡後的幾年， 中國的危機日甚一日：1898年，德國強租膠州灣99年 、俄羅斯強租旅順大連25年、日本以福建為其勢力範 圍、英國租借威海衛25年；1899年，法國租借廣州灣 90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中國已入“人 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狀態。
1901年，康有為在注釋古典時也無法自抑地流露 出傷痛之情：“念我邦族，哀我種人，何為不可活若 是乎？”在康有為看來，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軍 備衰弱：“如今萬國爭於自存，德、俄且窮國力為之 ，舉國為兵，刻日可備。而我聞警，乃募老弱乞丐充 之，豈能幸勝？” 漫遊在已經崛起的德國，康有為想到了呂宋、墨 西哥的悲慘命運：“吾聞美之破呂宋也，美國人告我 曰，呂宋之自立軍阿坤雅度，強悍不畏死甚矣，終以 無*而敗亡。墨西哥昔極文明，制作多有過於歐人者 ，西班牙以*十三攻之，墨人僅挾刀矛弓矢，無以為 御，遂以三萬精兵為班五百*隊所敗而亡。班人盡戮 其文學之士，悉焚其書，而墨數千年之文明遂盡。今 墨人至舉國為班之文字，無復識其文明之舊者。劫灰 已盡，念之哀痛，豈料子孫無*之慘禍及數千年文明 之國人如此耶！”呂宋有壯烈抵抗，墨西哥有古老文 明，都因沒有大*而亡國，得勝的西班牙還**毀滅 了墨西哥文明。甲午一戰，中國敗於蕞爾小國日本， 呂宋、墨西哥是不是就是中國的未來？康有為有理由 擔心：“我昔之敗於日本也，其由雖多，而日*速而 及遠，我*常不逮數裡，故望風奔避。一**廠而國 威所繫，亦大矣哉！”有“物質”者生、無“物質” 者死，這就是當代史的教訓。
“物質”的基本含義就是工商經濟。康有為周遊 世界的時代，正是德國***的發展迅速、國力大 增的時代。從1871年到1900年，德國的鋼鐵、化學、 煤礦和軍事工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遠超英、法而僅 次於美國，成為世界強國。1895年後，康有為不斷發 表文章，分析說明輪船、鐵路、電報、汽球、電燈及 各類農業機械對增進國力和民財的必要性，德國的經 驗*強化了這一認識：“德國以貧困著，雖破法後， 各種汽機未興，制造不振，物價騰踊，用品缺乏，生 產甚微，豈知一旦興物質工學後，二十年間，遂軼強 英而冠萬國乎？”德國由貧困而富強，根源即在工藝 大開、工商繁榮：“德之盛在工商”；“德國近古研 精工藝，電尤致精，實冠全歐，英人猶就學焉……吾 觀德國真無物無事不居各國上。可畏哉！德國也。海 王英，陸霸法，皆遜一籌矣”。值得注意的是，康有 為並未停留在洋務運動的認識層次上。第二次鴉片戰 爭失敗後，一些眼界遠大的漢族官僚走出了學習兩方 的**步，以“自強”為名開創了“洋務運動”。首 先是一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興辦近代企業 ，這些官辦企業很快就出現了冗員充斥、機構臃腫、 貪污腐敗、管理混亂、效率低下等弊端，朝廷不得不 於19世紀80年代實行“官督商辦”，即由商人出資認 股、政府委派官員經營管理。但“官督商辦”又面臨 著“產權不明”的問題，特別是隨著企業盈利的豐厚 ，督“官”們加強了對企業的“管理”或曰干預，將 這些企業視同“官產”，甚至視為己產，予取予奪， 無償征索，導致企業普遍衰敗。1898年，清廷頒布《 振興工藝給獎章程》，承認私營企業的合法性。從“ 官辦”、“官督商辦”，到“商辦”，中國私營企業 在夾縫中艱難生長。康有為以德國鋼鐵大王克虜伯為 例，說明私有制的重要性，他明確主張中國須發展私 營經濟：“且同、光數十年來所開之新器局，所皆官 辦也。夫一切待於官辦，無論財力不足，不能多開也 。即使財力能多開，其能有競爭至美之心，以與歐洲 列強敵乎？又能有無窮之大廠乎？必不能也。” 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