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尋找溪水的源頭(精)/大家文叢/卓爾文庫

父親一生淡泊於名利，在新中國成立前他一直是教書，雖任北京大學哲學繫主任、文學院院長多年，他都淡然處之。平時他主要管兩件事：一是“聘教授 ”。季羨林先生對現在我國這種評職稱的辦法頗不滿，他多次向人說：“過去用肜先生掌文學院，聘教授，他提出來就決定丁，無人有異議。”蓋因用肜先生秉公行事，無私心故不會有人不滿。二是學生選課，他總是要看每個學生的選課單，指導學生選課，然後簽字。故他的學生鄭昕先生於1956年接任劍匕大哲學繫主任時說：“湯先生任繫主任時行無為而治，我希望能做到有為而不亂。”現在看來，“無為”比“有為”確實高明，自1957年後北大哲學繫的情況就** 不同了。
1945年胡適接任北大校長後，有一階段他留美未歸；西南聯大三校分家，北大復員回北京，事多且雜，時傅斯年先生代管北大校政，他又長期在重慶，因此我父親常受托於傅先生處理復員事務，自是困難重重，他隻得以“事不避難，義不逃責”來為北大復員盡力了。後胡適到北京掌北大，但他有事常去南京，也常托我父親代他管管北大事，而父親也就是幫他做做而已。
194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北京東廠胡同一號成立了一個“駐北京辦事處”，傅斯年請我父親兼任辦事處主任，並每月送薪金若干，父親全數退回說：“我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拿另一份。
”而他對辦事處的日常事務很少過問，由秘書處理。
記得1955年中華書局重印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時所給稿費較低，而他自己根本也不知當時稿費標準，對此也無所謂，後他的學生向達得知，看不過去，向中華書局提出意見，中華書局給予高稿酬。這又使我想起，1944．年當時的教育部授予我父親那本《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高獎，他得到這消息後，很不高興，對朋友們說：“多少年來一向是我給學生分數，我要誰給我的書評獎！”我父親對金錢全不放在心上，但他對他的學問頗有自信。1949年後，我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給了八千元，我母親頗不高興，但我父親卻說：“北大給我們房子住就行了，要那麼多房子有什麼用。” 1949年後，父親任北京大學校委會**（當時無校長）主管北大工作，但因他在新中國成立前不是“ 民主人士”，也不過問政治，實是有職無權，此事可從許德珩為紀念北大成立九十周年刊於《北京大學學報》中的文章看出。1951年下半年他改任副校長，讓他分管基建，這當然是他**不懂的，而他也無怨言，常常拄著拐杖去工地轉轉。我想，當時北大對他的安排是**錯誤的，沒有用其所長，反而用其所短，這大概也不是我父親一人的遭遇，很多知識分子可能都有這樣的問題。
錢穆在他的《憶錫予》（我父親宇錫予）一文中說：“錫予之奉長慈幼，家庭雍睦，飲食起居，進退作息，固儼然一純儒之典型”，“孟子曰：‘柳下惠之和’，錫予殆其人，交其人亦難知其學，斯誠柳下之流矣”‘。確如錢穆伯父所言，父親治學之謹嚴世或少見，故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之作已成為研究中國佛教史的經典性著作。賀麟在《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中所說：“湯先生……所著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材料的豐富，方法的謹嚴，考證方面的新發現，義理方面的新解釋，均勝過別人。
”胡適在看此書稿時曾在日記中記有：“讀湯錫予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冊。全日為他校閱。此書極好。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為**治此學*勤的，又*有成績的。錫予的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之作。”（《胡適日記》，1937年1月17日）其治“魏晉玄學”實為此學開闢了新的道路，至今學者大多仍沿著他研究的路子而繼續研究。父親做學問**嚴肅、認真，不趨時不守舊，時創新意，對自己認定的學術見解是頗堅持的。但與朋友相聚論政、論學，他常默然，不喜參與爭論。
故我父親與當時學者大都相處很好，無門戶之見，錢穆與傅斯年有隙，而我父親為兩人之好友；熊十力與呂澂佛學意見相左，但均為我父親的相知友好；我父親為“學衡”成員，而又和胡適相處頗善，如此等等。據吳宓伯父原夫人陳心一伯母說：“當時朋友們給錫予起丫一個綽號叫‘湯菩薩’。”陳心一伯母九十九歲，住吳學昭處。我想，這正如錢穆伯父所說，我父親“為人一團和氣”，是“聖之和”者，而非“聖之時…‘聖之任”者也。
我父親雖有家學之傳，並留學美國，但他平日除讀書、寫作外，幾乎無其他嗜好。他於琴棋書畫全不通，不聽京戲，不喜飲酒，隻抽不貴的香煙；他也不聽西洋音樂，也不看電影，*不會跳舞，在昆明時常與金嶽霖先生交換著看英文偵探小說，偶爾我父母與聞一多伯父母打打麻將，或者帶我們去散散步，在田間走走。我父親的生活**節儉，從不挑喫，常常穿著一件布大褂、一雙布鞋，提著我母親為他做的布書包去上課。1954年他生病後，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片烤饅頭片，放上一點加糖的黑芝麻粉，他就滿足了。有一次，我姑母沒看清，把茶葉末當成黑芝麻放在饅頭片上，他也照樣喫下去，似乎並不覺得有什麼異樣。
我父親一生確實遵照我祖父的教訓：“素位而行，隨遇而安”，“毋戚戚於功名，毋孜孜於娛樂”。
我想，像我父親生在**危難之時，多變之際，實如錢穆伯父所說是“一純儒之典型”。從父親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繼家風、為人為學、立身行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憂國憂民之胸懷，現錄“跋”中一段於下：肜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雖諄諄於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啟發愚蒙，則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誡。肜稍長，寄心於玄遠之學，居恆愛讀內典。顧亦頗喜疏尋往古思想之脈絡，宗派之變遷。十餘年來，教學南北，嘗以中國佛教史授學者。講義積年，彙成卷帙。自知於佛法默應體會，有志未逮。語文史地，所知甚少。
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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