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王學泰關於舊體詩點評、隨筆和鋻賞文。這些隨筆雜文有些針砭時弊,有對師長的緬懷，也有對社會文化現像的思考。文章包括了作者對人生的思考，顯示了作者深厚的學養和對社會、人生與世界的深刻觀察。全書文筆從容，旁征博引，感情淳厚，且不失詼諧幽默。以平和心態和冷靜態度審視，做人做事的道理融彙其中，讓讀者感受到淡定、超然的力量。

王學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於北京。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繫。2003年退休前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員，後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領域最初偏重於中國古代詩歌史，近十年來，偏重於文學史與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14年12月被中國食文化研究會授予“食文化終生成就獎”。著作有《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中國人的飲食世界》《中國飲食文化史》《中國流民》《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水滸江湖——理解中國社會另一條線索》《水滸識小錄》《幽默中的人事百態》《中國式的幽默》《燕譚集》《多夢樓隨筆》《偷閑雜說》《重讀江湖》《發現另一個中國》《平人閑話》《王學泰讀史》《采菊東籬下》《坎坷半生惟嗜書》《江山如有待》《往來成古今》《我們向歷史要什麼》《一簑煙雨任平生》《監獄瑣記》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詩評選》（王夫之評選）。

代序詩，曾經是一種精神價值
**輯：當代舊體詩點評
留得詩篇自紀年
餘生幾朝夕，宜樂不宜哀——讀啟功先生詩詞
獨向吟壇樹旌旄——李汝倫與舊體詩詞創作
賦詩頗具少陵風——李汝倫的“政治詩”
天人互愛時方泰，物我相戕禍乃成——說熊鋻先生舊體詩
鴻毛*比泰山難——老兵、建築師、文史學者、詩人和他的銅豌豆精神
二十世紀長恨歌——柏楊先生的舊體詩
不識詩仙與酒仙——讀楊憲益先生的《銀翹集》
學成半瓶醋，詩打一缸油——讀楊憲益先生《銀翹集》
獨享詩名六十年——評邵燕祥的“打油詩”
紺弩詩的霸氣——關於紺弩詩的風格
說不盡的聶紺弩——作為詩人的聶紺弩
聶紺弩詩三十首點評
聶紺弩詩與舊體詩的命運
讀《聶紺弩舊體詩全編》
大道如天任我行——罕見的老干部詩人——牟宜之
第二輯：有關詩的隨筆
從柏楊獲獎說到宋琬的監獄詩
文字獄?“烏臺詩案”及後遺癥
《洪憲紀事詩》中的王壬秋和楊度
說 “旗人”詩
說《欽定熙朝雅頌集》
清中葉的暢銷書《隨園詩話》
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公關“詩”
《憶秦娥》與唐代長安交通
不敢用比興的宋詩
淡：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跋《劫餘室詩稿》
第三輯：詩歌**一些問題之我見
對《李白與杜甫》的一些異議
大儒杜甫
周篆和他的《杜工部詩集集解》
劉基的悲劇及其在詩文中的表現
重讀《詩經》——評《詩經名物新證》
明初詩歌流派論
第四輯：詩詞鋻賞
《賓之初筵》與周人飲酒
賒粳一飽見真情——杜甫《病後過王倚飲贈歌》讀賞
筆曲情深悼傷忠良——談吳文英的《高陽臺?過種山》
花露易晞憶娉婷——讀吳文英的《絳都春?南樓墜燕》
滄波故苑記別情——讀吳文英的《木蘭花慢?紫騮嘶凍草》
楓冷吳江夢芙蓉——讀吳文英的《新雁過妝樓?夢醒芙蓉》
生動飛舞的連理海棠——讀吳文英《宴清都?繡幄鴛鴦柱》
江南古調招楚魂——讀吳文英的《澡蘭香?盤絲繫腕》
長安不見使人愁——讀陳經國的《沁園春?撫劍悲歌》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讀陳經國的《沁園春?詩不窮人》
誰雲聖達節 知命故不憂——讀陳經國的《沁園春?我自無憂》
一幅茫茫煙水圖——葉紹翁的《嘉興界》
桃源深處有人家——葉紹翁的《煙村》
至死不改漢衣冠——朱之瑜的《避地日本感賦》
戳向穢政的匕首——屈大均的《民謠》
鐵屋中的呼喊——讀龔自珍的《己亥雜詩》十四
掀開“皇帝的新衣”——讀龔自珍的《己亥雜詩》十九
於無聲處聽驚雷——讀龔自珍的《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
令人迷醉的人格力量——讀龔自珍的《投宋於庭翔鳳》
一種春聲忘不得，長安放學夜歸時——讀龔自珍的《三別好詩》
第五輯：
詩歌，心靈上的一塊淨土——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後記
編後記

詩，曾經是一種精神價值 　　現在詩歌已經是一種小眾藝術了，一本詩集，一種詩刊能印到千份就算多的了。前些日子評“魯迅文學獎”，發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事件”，網上一時熱鬧，其實也隻是杯水風波而已。不論參入其中的，或是圍觀看熱鬧的，大多都是圈外人，平常與詩沒有什麼關繫，許多人連新體詩、舊體詩也分不清楚。對於得獎作品水平的爭議，人們沒有什麼興趣，關心的是，人們窺探的是“事件”內幕、背景。爭論完了，似乎什麼也沒有留下，人們隻記住了被反復說來說去的佳句——“不蒸饅頭爭口氣”。當然，這並不奇怪，全民一起向錢看的時候，詩的位序能排到哪裡呢？ 　　一、六經之首，王化之基 　　其實，詩歌也可以模仿著阿Q的口吻說“我們先前闊多了”！阿Q的話有沒有水分，魯迅沒有考證，我們不知道；詩，的確闊過。從西周時代開始“詩”就成為“六經”之一，它是貴族君子必修課之一。孔聖人教訓他兒子孔鯉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不僅具有工具性，可以用來侍奉父母和君王，而且它還能成為個人的精神支柱，“興、觀、群、怨”就是指詩歌在人的精神生活領域的力量。一句話可以概括，那時，詩是人們的生活準則，因此，學詩、用詩是一體的。
　　那時學詩要學到什麼地步呢？用過去的老話說，就是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這個“行動”孔子特別解釋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意思是說，學了詩，對內要能夠處理**大事；做外交，能夠答對如流（主客之間常常通過誦詩與對方溝通），在外交場合不至於丟丑，春秋時代在外界場合還保持著貴族的肅肅雍雍的禮儀風度，直接利益要求，往往不會赤裸裸直說，經常用詩曲折表達。這在《左傳》《國語》常有記載。用詩體現了人們的教養與風度。
　　我們考察先秦文獻，可以看到貴族君子、甚至沒受過多少教育的都邑中居民——國人在對話中也常常熟練地用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從而，我們感到那時的人行事有規範，出言有文采。例如中學課本中常選的《孟子》裡的“齊桓晉文之事”章，孟子為齊宣王分析了他看到牛被屠殺之前以羊易牛的心理後，齊宣王說：“詩雲‘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他人”兩句引得多好，用此贊揚孟子對自己的理解，連自己都說不清楚的，經過孟子剖析入微的解釋，顢頇的齊宣王都覺得深得我心。宋國都邑的居民出口也有文采，看來也是長期受到詩歌教育的民眾。宋鄭交戰，宋國敗績，主帥華元被俘，後來逃了回來，宋國築城加強防備，華元到工地巡視。築城的國人編了歌唱道:“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鼓著兩隻眼睛，挺著一個大肚，丟盔棄甲的將軍回來嘍）於思於思，棄甲復來（胡須滿腮，胡須滿腮，丟盔棄甲的將軍逃回來）。”華元支使他的副駕回答國人：“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牛、犀牛都很多，盔甲丟就丟了吧）。”築城人再唱：“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縱有牛皮堆成山，沒有紅漆塗染怎麼辦）。”華元沒詞兒了，對他的手下說：他們人多嘴多，我們干不過他們，快走吧！華元盡管仗打敗了，人還是很可愛的；宋國國人*可愛，他們出口成章，用詩歌挖苦執政者，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正是詩“興觀群怨”職能的表現。
　　此時詩、樂一體，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孔子世家》解釋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詩”由此而成為“詩三百”。“詩三百”不是現代文學意義上的詩，而是“經國之大業”的“經”。其職責是“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裴子野《雕蟲輪》）。這是詩*闊的時代。當然，這些都是針對“詩三百”說的；並非指其中的某個篇章。成為“六藝之本”“王化之基”的“詩三百”經過漢代經師闡釋、特別有了《詩大序》《小序》的《毛詩》其政治作用*加強化了。“詩三百”基本是四言詩、其體例是風雅頌三體，這成為歷代制禮作樂之時樂舞歌詞的基本模式，從漢朝到清朝沒有什麼改變，讀者有興趣翻翻正史中“樂志”，煌煌大典中歌詩基本上是模仿“雅”“頌”的。
　　二、“哀怨起騷人”——作為抒情詩的楚辭 　　春秋以後，士人雖然讀詩、在許多場合中還要誦詩，然而在中原一帶很少有新的詩作產生與流傳。這一點很多批評家意識到了。《文心雕龍》作者劉勰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纔乎！”詩歌到了戰國在北方出現斷層，幸虧楚人多纔，出現了屈原、宋玉等震古爍今的詩人。這個時期，南方一位政治上失意的貴族屈原在詩歌創作上的巨大成就填補了中原士人在這方面的缺位。李白詩集的開篇《古風》中也充分地肯定了屈宋在詩**存亡繼*的作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作為詩人的李白也抓住了楚辭的特點，即個人抒情性和攄寫哀怨之情。楚辭起於民間，原是民歌，經過高士纔人改造，成為一種新的詩體。楚辭現存較早《越人歌》“今夕何夕？搴舟中流。**何日？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雖然寫的是偶然相逢柔情蜜意，在纏綿悱惻之中，也透漏出些許的淡淡哀怨。
　　“詩三百”中許多篇章也都具有個人性，像《氓》《谷風》都是棄婦之詞，但兩首詩抒情主人的情感與性格的差異是讀者都能感受到的；有的篇章我們還知道它的作者，如《鄘風載馳》作者許穆夫人，《小雅巷伯》作者“寺人（宦官）孟子”，大雅中《崧高》《烝民》《韓奕》《江漢》的作者尹吉甫等，然而，它們作為“王化之基”的“詩三百”時，這些篇章中的個人性就統統消失了，成為教化的一部分。楚辭則不同，每篇詩中都打著作者鮮明的烙印。
　　屈原是一位自覺的詩人，作為楚國的王族，他本來是可以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可是由於失去楚王的信任被排擠出權力核心，政治上的*望，使他轉入創作。屈原寫出了《離騷》《九歌》《九章》《招魂》等傑作，這些詩中用神話傳說、古聖先賢、香草美人以及楚地草昧初開、遼闊而神秘風光構造了獨特的浪漫境界，並以此抒發怨憤並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
　　屈原作品所蘊涵的精神價值成為詩中的範本，香草美人成為詩人的理想境界。不過楚辭沒有像《詩經》成為**交往正式場合中表情達意的典章，*沒有指導人們生活的職責（所以李白說它非“正聲”），漢承秦制，但其習俗、文化則承繼了楚風。這與漢朝創建者大多是楚人有關。漢代皇室中許多楚歌的愛好者，他們收集戰國期間楚人遺作、喜歡誦讀楚辭、唱楚歌，並用楚歌這種形式宣洩自己郁悶和悲情。
　　屈原的代表作品《離騷》等，就是漢武帝命淮南王劉安收集編輯的，他在《敘離騷傳》中高度評價屈原的作品：“《國風》**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遊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雖然思想正統的班固對此稍有訾議，但得到大多讀者、包括司馬遷的認同。其實“離騷，即牢愁也”（戴震《屈原賦注》），人們屈原的不幸的遭遇與其“哀怨”所感動。
　　吳中平民出身的朱買臣和嚴助都因為能誦讀楚辭而受到漢武帝的重視，漢宣帝下詔“征能為‘楚辭’”的九江人被公，聽他用楚語“誦讀”楚辭。宋人洪興祖在《楚辭補注》說到世間口傳楚辭，用楚音誦讀，其源於“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可以想見用楚地方言誦讀的楚辭一定*有震撼力、有一種特別的魅力，所以千年以來人們以楚音誦讀楚辭，從中體會當年屈子行吟汩羅江畔的悲哀淒苦的心情，直至宋代而不*。
　　漢代用楚歌宣洩和抒情的皇室貴族、文武高官史不*書。如劉邦的《大風歌》《鴻鵠歌》或悲涼、或悲傷,都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漢武帝的《秋風辭》《瓠子歌》，漢昭帝的《淋池歌》說明位列**的皇帝，在現實生活中也各有其苦悶。被呂後打“永巷”勞改的戚夫人所唱的悲歌，被遣嫁萬裡之外漢公主劉細君的《悲愁歌》，悲嘆貴族婦女的不幸；“將軍百戰聲名裂”李陵與蘇武分別所唱的悲歌，梁鴻的《五噫歌》，張衡的《四愁詩》等等都是攄寫士人情懷的，這與屈宋一脈相承的。漢代傳世騷體作品雖然不多，但這些作品的內容如用《詩品序》一段議論概括還是大體準確的： 　　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如果再加上屈原作品中的忠君愛國、“哀民生之多艱”，痛斥群小，“眾人皆醉我獨醒”等題旨，這些基本上囊括傳統抒情詩的主題。
　　人生的艱難，這是每個人——不管其地位高低——都能感受到的，因此，都需要有外在的悲情淘洗，這也正是悲劇產生和存在的心理基礎。從孔夫子的“詩可以怨”，到韓愈的“不平則鳴”、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都說明了一個事實，傳統詩歌中**作品大多是悲劇性的，這也是它受到人們喜愛的關鍵。朱熹說屈辭“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楚辭集解九章序》）。屈原作品和流傳至今秦漢的楚辭、楚歌從內容到音韻都以激越、悲哀、抑郁為基調的。古人在心有郁結、內心不能憤懣不平之時，吟誦《離騷》，感受“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魯迅語），從中體會崇高。傳統抒情詩這種特色是從《離騷》和秦漢時楚辭開端的。
　　三、嘉會寄詩以親 　　歐洲古代抒情詩描寫男女情愛的作品很多，而我們傳統抒情詩（不包括詞曲）則相對遜色。傳統詩中*多的是表達男人之間的朋友之情的。像杜甫懷念李白的詩中寫到他們在魯交遊時情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餘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如果把這些詩句直接翻譯給西洋人看，他們會以為與古希臘詩人阿爾凱俄斯作品同科。其實杜甫表達的是很深厚的朋友之情。
　　錢鐘書先生在《詩可以怨》的演講中感慨，傳統抒情詩中偏重於“怨”，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孔夫子另一句“詩可以群”；他還指出鐘嶸的《詩品序》在談詩的社會功能時也過多地強調了“怨”，其實許多“怨”還是“離群”所引起的呢。儒家論詩之所以重視“群”，因為他們認為詩與樂作為“六經之首”的社會功能的就在於保持群體的秩序穩定。宗法社會是個熟人社會，人群之間的關繫較為簡單，基本上也就是儒家說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前四倫大體上是固定的，不能*換的；隻有朋友一倫是可以選擇的，而且朋友之間是這個熟人社會中**的平等關繫。在社會僵化、缺少流動時，朋友似乎無足輕重；當《論語》把“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放在開篇時，這已經到了禮崩樂壞春秋時代，社會的垂直流動加劇了。這個時期出現了許多感人至深的關於友誼的故事：如管仲鮑叔的故事，俞伯牙鐘子期的故事，羊角哀左伯桃的故事。三對故事各有動人之處，如管鮑之間寬容、俞鐘之間的知音，羊左兩人的舍生忘死。這一類激動人心故事為歷代追求真誠友誼的人們所傾慕，描寫友誼的作品在傳統抒情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的目的不僅僅是功利的，*重要的是詩人們要在朋友這種平等關繫追求一種超脫功利的精神價值。這類作品在東漢時期就出現了，東漢中期以後遊學、遊宦士人劇增，皇帝昏聵、宦官當政、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沉淪於社會底層獨自打拼的士人分特別能感受他人支持和友誼，托名蘇武、李陵的“蘇武詩”四首“李陵詩”三首，就是底層的士人借流落異邦以喻他們這些掙扎於功名途上苦悶與向往。
　　黃鵠一遠別，千裡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俯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詩的風格很像《古詩十九首》，少了一個可以依托的友人是悲哀的，恨不得隨之而去，然而詩人*企望：“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四海之內皆兄弟”就是儒家的*高理想。這種類型的作品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戰亂時期*為繁多，人們對友誼的向往也*為迫切。後來流行於社會底層異姓結拜就產生與這個時期。陶淵明是位頗有哲思的詩人，他是從人生角度思考朋友一倫：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鬥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詩人之中把友誼的詩性寫得*為深入、*為感人的，當屬唐代的杜甫。他天性淳厚，長期浸潤於儒學，他筆下的友情是人性美的升華。杜甫感覺*細膩，常人忽略的凡人小事，他能用細膩之筆，把*能觸動人心的畫面展現在讀者面前。乾元二年（759）他從洛陽返回華州，此時此地戰亂粗定，某個傍晚與發小的朋友衛八邂逅相逢，於是寫下了歌頌友誼的名篇——《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驅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今夕復何夕”！這是什麼夜晚，是不是在夢中？詩中溫馨燈光燭照了一千多年，**讀來還不禁怦然心動：生活的艱難都記錄在彼此的容顏之上，互相打聽親朋故舊，許多已登鬼錄，驚呼、感慨，熱淚橫流，幸而生命力強大給我們以安慰“去時君未婚，兒女忽成行”，而且這些小兒女是如此可愛——“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驅兒羅酒漿”。“夜雨”一聯，如果用影視表現的話，這是多美的畫面，*不亞於《巴山夜雨》。
　　杜甫善於把別人（包括友人、熟人、萍水相逢的人）給予自己友情或關愛極其細致地描寫出來，如《彭衙行》《夏日李公見訪》《雨過蘇端》《晦日尋崔戢李封》《偪仄行——贈畢四曜》《病後過王倚飲贈歌》《羌村三首之三》《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等等，每讀這些詩篇都會有些感動。
　　杜甫與李白的友誼可以視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交誼的典範，杜甫寫給李白、懷念李白和涉及李白的詩近二十首。開元天寶間，李白名滿天下，“天下誰人不識君”；可以安史亂中，李白站錯了隊，追隨了永王麟，被視為永王謀主，永王敗，李白下獄，弄得“世人皆欲殺”的地步。此時似乎誰都不認識李白，當年傳至今世李白辯解、鳴冤、甚至提及李白的詩文都很少，**杜甫忠誠友誼，相信李白是受了冤屈的。他在詩中寫到：“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纔。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不見》自注：近無李白消息）這大約是寫於李白被捕之後；曹丕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作為詩人的杜甫評價李白詩“白也詩**，飄逸思不群”，認為李白詩，當世無雙；李白下獄消息證實後，但結果如何，讓杜甫憂心忡忡，他一連三夜夢到李白，在夢中李白飄過千山萬水，來見這位忠誠的老友了，為此杜甫寫了千古*唱《夢李白》二首。*後李白被判流放夜郎，杜甫又寫了《寄李白二十二韻》這是李白一篇小傳，其開篇就是“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晚年的李白雖然迭遭不幸，但其又何有幸，結交了杜甫這樣的朋友！ 　　杜甫對待友誼是有原則的，他有不少勸誡朋友的詩，同樣也很感人。詩友高適不願意做縣尉，因為縣尉的職責常常要“鞭打黎庶”，於是到河西節度使哥舒翰那裡去做掌書記。高很感激。杜甫在《送高三十五書記》寫道：“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雲‘一書記，所愧國士知。’人實不易知，*須慎其儀！”高適是老實誠篤的，**感激哥舒翰對他任用，杜甫覺得高官、官場不像詩人理解那樣簡單，在臨別時把自己想法告訴老友，不是掃他的興…… 　　給杜甫提供了許多幫助的成都尹嚴武被召入朝了，可能被重用，杜甫很高興，寫詩送行。在《奉送嚴公入朝十韻》中希望嚴武對**做出*多的貢獻，*後兩句是：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世俗的送別都是說些吉祥話罷了，而杜甫真是做到了“君子愛人以德”。
　　詩是*個性化的，當詩履行“可以群”的職責會不會喪失詩的特質？我的回答：不會也會。我們讀杜詩，便可以感受到杜甫無論是寫社會責任、寫朋友之間友誼，還是與人唱和，甚至應酬時都保留了自己自己個性和風格，因為他是以身心融入社會，以誠待人。連在懇求貴官援手的詩的開篇都是: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像表，詞感帝王尊；也會，就是把創作僅僅當作應酬工具。
　　傳統的中國是注重群的社會，作為“可以群”的詩便成為文人士大夫之間交往不可或缺的用品，人們之間相互酬贈便成為極為平常的事情，這樣產生了大量的“為文造情”的作品。錢鐘書先生說：“從六朝到清代這個長時期裡，詩歌愈來愈變成社交的必需品，賀喜弔喪，迎來送往，都用得著，所謂‘牽率應酬’。應酬的對像**多；作者的品質愈低，他應酬的範圍愈廣，該有點真情實話可說的題目都是他把五七言來寫‘八股’、講些客套虛文的機會。他可以從朝上的皇帝一直應酬到家裡的妻子——試看一部分‘贈內’、‘悼亡’的詩；從同時人一直應酬到古人——試看許多‘懷古’‘弔古’的詩；從旁人一直應酬到自己——試看不少‘生日感懷’、‘自題小像’的詩；從人一直應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陽、賞菊、登泰山、遊西湖之類都是《儒林外史》中趙雪齋所謂‘不可無詩’的。”（《宋詩選注王安石》）這類作品之所以為人們所詬病，關鍵在於它缺少真情實感，為文造情，沒有精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