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貧困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全球性挑戰，是人類共同的重要發展目標。2020年，中國成為全球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70%。這的關鍵就在於堅定不移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從農村部門到城市部門，從價格改革到發育市場、擴大對外開放等一繫列的改革深化，中國的消除貧困既讓老百姓不愁喫、不愁穿，使教育、、住房有保障，又在制度行了深層次變革。或許你會疑惑，這和本書的研究有何關聯？我們來看這樣一個現像：在過去幾十年裡，中國一直依靠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發展了大量資本密集型產業，工業園區在全國各地遍地開花，其中沿海地區工業園區與當地經濟增長形成了良好互動；而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區卻出現“人去園空”的現像，不僅導致當地政府財政緊張、債務增加，也使得東西部地區貧富差距懸殊。所以自黨中央做出脫貧攻堅的決定以來，國家除了從產業、教育、、交通、水利、科技、人纔等各方面給予中西部地區支持，還采取了東西幫扶協作、地區對口支援、區域協調發展等方式，以構建產業互補、人員互動、技術互學、觀念互通、作風互鋻、共同發展的格局。分析這一現像背後的邏輯，有一個因素不容忽視：即利率長期在金融市場上被嚴重低估。低利率鼓勵了企業用資本替代勞動力，使大量資本密集型產業得以發展。但“人去園空”的中西部地區用資本帶動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不足，為保證本地發展穩定，當地政府還必須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這不僅導致當地財政緊張、負債增加，也使得因國民收入中被資本占有導致的勞動者收入占比下降。因此，我們就會明白：宏觀政策看似與地方政府行為、地方經濟收入、地區間發展差異這些具體現像關聯度低，但其制定和變化都將會通過不同傳導機制影響微觀主體的具體經濟行為，從而導致不同的經濟結果。我們希望通過了解這種現像，重新讓大家認識和理解宏觀政策。

在當前中國經濟處於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的新發展格局下，如何“穩中”地向高質量增長轉型，是當前中國經濟主要的發展目標之一。這裡的“穩”首先是指穩增長，保證經濟整體運穩，防止短期內出現大幅波動；”則是要增強微觀主體活力，逐步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顯然在實現這一發展目標過程中要發揮作用。眾所周知，企業的技步是實現創新驅動的必要條件之一，而技術創新很大程度上又依賴研發的投入，研發一，將有助於企業自身發展，並加快資本積累、提升績效（Fiegenbaum et al.,1988;John etal.,2008),經濟可持續增長（Acemoglu et al.,1997;Baumol et al.,2007;Boubakri et al.,2013;John et al.,2008；餘明桂等，2013;張三保等，2012）。但反之一旦失敗，則會降低企業績效，嚴重者有可能導致企業破產，給經濟帶來波動。因此，“穩中”的發展戰略，要求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的同時，要防止過度承擔風險。現有企業風險承擔相關文獻大多從企業和制度層面出發，研究影響企業風險承擔的微觀因素（李文貴等，2012；胡國柳等，2017；張三保等，2012）。除去這些因素，在宏觀層面，貨幣政策是否也會改變企業的風險承擔行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對其影響機制的深入研究將為政府實現穩增長與控風險的雙重目標提供政策依據。

中國的金融體繫以銀行為，貨幣政策主要通過金融中介作用於實體經濟（伍戈等，2016）。20世紀70年代以來，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對理解貨幣政策如何通過信貸市場和金融中介傳導至實體經濟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在研究基礎上形成了貨幣政策的非新古典渠道。雖然這些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貨幣政策對信貸規模影響的經濟學邏輯，但是並未涉及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風險屬性。直到2008年全融危機後，Borio和Zhu（2008）提出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風險承擔渠道（risk-t channel）——強調貨幣政策對微觀主體風險認知或承受能力的影響，這種影響會導致微觀主體風險承擔意願發生改變。但風險承擔渠道隻強調貨幣政策對金融中介，尤其是對銀行事前風險把控的影響，卻忽略了對傳導渠道後一環——企業事後風險承擔的影響，可後者纔恰恰是影響企業創和創新績效的關鍵因素之一，對此，延伸傳導鏈條，將企業納入研究範圍更具有現實意義。

眾所周知，貨幣政策如要實現對實體經濟的終調控，需運用政策工具，經金融中介或金融市場纔能有效傳遞到實體部門（Maetal.，2016），金融體繫在此扮演的是聯結央行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紐帶的角色，此過程被稱為貨幣政策的傳導（monetary transmission）。長期以來，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熱議。以信息經濟學派為代表，其指出因金融摩擦的存在，貨幣政策通過金融中介傳遞至實體經濟的有效性受阻。隨著國內金融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需求增加，市場經濟體繫逐步完善，金融體繫尤其是融資方式的不同，也反過來會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產生顯著變化。因此，從中國經濟發展現實出發，考慮金融結構變遷對實體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也是本書的研究出發點。

1.pan>研究的問題

企業作為市場主要參與主體，其風險承擔是公司業績增長的基本動力，但企業的風險承擔選擇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環境。外部環境的改變，將對企業的風險承擔決策，甚至企業的長期價值增長產生重要影響（Faccio et al.，201pan>；Acharya et al.,201pan>；Boubakri et al,2013；張三保 等，2012；餘明桂等，2013b）。所以，證實貨幣政策與企業風險承擔的經濟後果，是本書研究貨幣政策與企業風險承擔關繫的重要意義所在。這也就產生了本書研究的個問

題：貨幣政策通過影響企業風險承擔，會對企業價值或經濟增長帶來何種經濟後果？研究貨幣政策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機制是否具有經濟意義？

黨的十八屆三提出，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繫，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如何有效引導市場發揮能，需要配置資源的基準價格發揮作用，這為我國貨幣政策框架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提供了政策支持。在“十三五”規劃中，我國正式將貨幣政策框架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調控轉型納入宏觀經濟調控體繫改革的重要議程中幾年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貨幣政策框架也一步步適時轉型改革。面對當前貨幣政策轉型的背景，“數量型”與“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差別在哪裡？我國是否有合適的基準利率？本書在研究貨幣政策與企業風險承擔內在機制的時候，又該如何選擇貨幣政策工具？這將是本書研究的第二個問題。

本書將針對貨幣政策與企業風險承擔的內在作用機理，展開詳細的論述和分析。現今已有部分國內學者證明了貨幣政策對企業風險承擔存在影響，即寬松的貨幣政策會提高企業風險承擔，緊縮的貨幣政策將降低企業風險承擔（胡育蓉等，2014；林朝穎等，2015）。但是，國內學者在研究時隻關注了兩者之間的關聯，而忽視了貨幣政策等外部衝擊對企業風險承擔產生影響的具體作用方式，即未考慮到貨幣政策需要通過金融體繫纔能傳導至企業部門，也未考慮到金融體繫是融資方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會反過來改變貨幣政策的影響途徑和結果（Ma et al.，2016；伍戈等，2016），從而難以回答上述貨幣政策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存在性是如何產生的。這樣，就產生了本書接下來要研究的第三個問題：①在中國銀行型金融體繫背景下，貨幣政策是如何通過發揮銀行部門的作用而影響企業部門的風險承擔的?②企業和銀行的特質性差異是否會導致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存在非對稱效應？而針對典型的所有權問題，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風險承擔差異的主要來源又來自哪裡？是企業稟賦、外部政策環境還是所有制特性？③隨著金融市場化改革的，金融市場的發展使企業不但可以通過銀行獲得資金支持，也可以在股票市場尋求直接融麼，金融市場的發展反過來又會對銀行傳導視角下的貨幣政策與企業風險承擔關繫帶來何種影響？本書旨在從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角度，繫統深入地對上述問題做出詳細解答，以期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1.2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正是基於上述現實背景和問題考慮，本書按照貨幣政策與企業風險承擔的初步分析、貨幣政策如何通過銀行部門影響企業風險承擔，以及金融市場化改革對銀行傳導視角下貨幣政策企業風險承擔效應的影行邏輯展開，共分為三個部分六個篇章。

一行貨幣政策與企業風險承擔的初步分析。該部分屬於本書後續理論和實證分析研究的基礎，故而首先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貨幣政策轉型的歷程，同時估算和分析了我國企業的風險承擔，以便客觀地認識我國貨幣政策的轉型和企業風險承擔的變化。其次，為了更清楚和直觀地表達本書研究內容的經濟價值和實踐意義，本部分從企業層面和國家層面分別實證研究了貨幣政策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後續影響，結果顯示，貨幣環境是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重要外在因素，穩定且良好的貨幣環境能夠提升企業風險承擔能力，一步增加公司價值。在這一視角下，了解貨幣政策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不僅有助於改善金融資源的配置，還可以為政府決策和推動經濟長期增長達到更高層次發……

劉錫良於1985年起執教於西南財經大學。曾任西南財經大學校長*理（1997--2017），西南財經大學金融繫主任（1994--1997），現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周彬蕊，2經濟學博士。主持中央高校基**研項目，參與**社科基金重大、**社科基金一般、***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等多項**、省部*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