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中國學報（第25期）》：川嫦從病到死，有研究者視之為“全家人以保護的名義使她動彈不得，自由被剎奪卻又不提供她應有的照顧”，追根究底，是父親鄭先生“重男輕女與性別政治的壓迫”在作祟，致使川嫦身體成為“父權文化壓抑的場所”；“我同意鄭先生重男輕女、不願付出更多，減少了川嫦被治愈的機會，不過，骨癆患者的能障礙與神經疼痛，恐怕纔是川嫦“動彈不得”的原因，而非被強加禁錮於閨閣，證諸於川嫦健康時仍能在家人陪伴下與男性出外遊樂，即可證明。以反詰父權等角度立論當然也不無道理，不過，張愛玲一直不是個標準的女性主義者，《花凋》在女性病態身體書寫上的意義，不妨也從非女性主義角度來考慮：第一，顯示現代性講究市場理性，一家子按市場邏輯行動，家人之間也明算賬，父親在女兒久病之際顧慮的是開銷太大而非不顧一切為女兒治病，且張愛玲小說本就處處提醒金錢的作用、算計之必然；第二，與肺結核在中國被視為家庭疾病（family disease）有關。《花凋》裡確實揭示了疾病，對像是誰呢？既非文學研究社式的尋求社會改革，也非創造社式的將病體編入審美對像，反倒消解了以上二者。張愛玲塑造的女性肺病身體，無法與國族議題聯繫，也拒絕浪漫主義的收編；固然，川嫦患病後，也和郁達夫的小說人物或丁玲筆下的莎菲一樣，“疾病打破人的麻小狀態，使他的感受變得豐富而敏銳，從而能夠在日常現美，並用美的方法表現出來”，自我意識地膨脹起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