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有關文化治理的研究,已成熱門話題。這既是治理理論在文化領域的延伸與應用,也是十八屆三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推動的結果。從國家治理“五位一體體布局看,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治理,即在下,政府、企業和社會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用制度和規制實現對國家文化事務的管理。文化治理不是過去的文化管理、文化統治的替代詞。作為“奢侈的話語”,現代治理絕不可能出現在中國古代社會,“是在現代社會興起的漫長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來的”,“這樣的治理模式,對非現代國家來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即便有心,也無力實行”。①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長期處在國家權力制約之下的社會開始自立,社會組織作為政府組織與營利組織之外的第三部門興起,促使國家治入了一個政府組織、市場組織與社會組織協同共治的新階段,一個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新時代。 (一) 學者們認為,新時期我國文化治理變革經歷了治理、治理空間由內及外、治理方式從人治到法治、治理路徑從管制政府到服務政府的轉變而,主張中國的文化治理研究需要從本土化的實踐經驗和中國文化的價值向度提煉新的理論觀念和研究方內既有的文化治理研究,大多依據西方的治理理論和協商民主理論,基於“國家一社會”視角,缺少政的嵌入,有的雖提出了“”模式,但忽略了在文化治理機制的實現途徑。有的研究明顯存在認識的偏差,沒有深刻認識到中國的國家治理與西方治理理論的區別。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是和政府的國家治理,但又並不排斥社會組織、個人在國家治理的補缺效,在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後工業化社會,合作治理成為個人、組織、國家之間的理性選擇。國外學者主張治理,治理渠道上下互動,治理方式合作協商,共同實施對公共事務管理等等,這對於我們研究文化治理具有重要啟示。文化治理現代化是文化強國的重要指標。國家文化治理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我們要借鋻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也絕不是照搬資本主義模式。因此,基於中國語境的文化治理研究,無疑是對這些要求的重要回應。要把中國經驗帶入國家文化治理,就是用本土化的實踐經驗和中國文化的價值向度,建構中國語境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