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是個黃女孩
有個人想我。說是想得緊，想得不可終日。就在這個曾經屠宰業昌盛、血流成河,叫作芝加哥的大都市，走著一個想見我的人。唯恐天下不亂嗎？關於芝加哥，丑聞已經夠多。關於我的丑聞，也夠多了。隻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人之間。用間諜術語，我和他們每個人是單線聯繫。因此無論丑聞怎樣驚世駭俗，對方和我一樣密藏。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樓，某一幢裡住著一個想見我的人。故事從此就要不一樣了嗎？
想我的都是什麼東西呢？是洗得干干淨淨、噴過古龍水、精心剃了須的雄性肉體，在白色浴巾下，攤得新鮮平整。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話交流：好嗎？——好極了，你呢？——好得不能再好。——上次做完感受不錯？——棒!——我們開始？——當然。雌性肉體偶然也有，坦率買賣，我賣的是力氣，她們買的是伺候。現在有了個想我想得要死的人，把我每天干五六遍的這樁事叫做“按摩”，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蘋果綠和尚服，偽裝之下的這個職業就給叫成了“按摩師”。偽裝之下還有別的，男人們要這雙玉手去寵慣他們一下。這時事情更簡單，我和他都在局外，是這隻纖纖秀手和那個器官之間的相處。完了事，我和他的關繫毫無進展也毫無惡化。這是想我的那個人有所不知的。
我像個人一樣走到街上，想著這個想見我的人。
信都在我的皮包裡。皮包比別人的行李還重，就因為它必須盛裝許多污七八糟的東西，比如信、賬單、化妝盒、日記本。信是重的一部分，信的啰嗦都是關於一件事：請求我去看這個想我的人。因為信如此的啰嗦，我越來越冷下心來。
寫信的人在香港，叫做黎若納，今年差三個月六十歲。是這樣，黎若納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場狗男女關繫糾正過來，第二次為人妻，什麼也沒帶就走了。她帶的東西隻有幾個相框和一個相簿，她連自制的內褲也沒帶。她落下的東西很多：金項鏈、舊皮鞋、一大堆絲綢縫的舊內褲，我。於是，我知道我和舊內褲一樣不值當她帶走。舊內褲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證據。
我的外婆問七歲的我：“黎若納是誰？”直到有一天她問完後我反問：“黎若納是誰？”她纔放心，不再問了。這年我九歲。肅清黎若納留下的記憶和影響，外婆覺得是她一生中成功的業績。她就像子宮裡從來沒住過那個女胎兒，兩腿間從來沒鑽出那個帶一大堆黑胎發的標致女嬰似的，再也不說、不罵、不傷心了。除了她看見我身上的燒傷疤痕，看見我跟在別人母親後面學織毛線、擀餃子皮，她會把我拖到一邊，摟一會兒，手在我背上或者頭上細碎地打著，脫口出來一句：“毒啊。”她指什麼，你馬上明白了。她一直在想什麼，你也明白了。
如果不走運，一個星期會收到黎若納三封信。如此的沒用，我還會拆開它們，一個字一個字地讓黎若納盡情啰嗦。這些字外婆看都不看就會說：“臭不要臉。”她說：“不要那樣笑，就和臭不要臉的一式一樣!”她說：“再敢那樣走路——黎若納就像你這樣走的，走到哪，現世到哪!”我從此不能真笑，不能用真嗓音說話，不然黎若納就得逞了，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誰有這樣的牙齒、頭發、嘴角、眼神呢？它們是黎若納的，它們要風流地顧盼、搔弄姿，你說我拿它們怎麼辦？七歲的我唱了什麼歌，一句詞說：“天下!”外婆說：“想得美，誰你也有敵。你的敵人叫黎若納。”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銀行門口，體內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