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 2006年，《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雜志為新罕爾大學的一位助理教授開放了30多頁的版面。這個叫傑弗裡·博爾斯特（W.Jeffrey Bolster）的年輕人呼吁人們擁抱海洋環境史的機遇。他熱情地宣稱：“海洋環境史學家應該公正地看待人類及其文化，充分發揮他們講故事的能力，揭示在變幻莫測的海洋環境中，個人的意願、價值觀、行為以及社會機構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幾年後，就像他的前輩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威廉·克羅農（William Cronon）和傑克·卡爾比（Jack Kirby）等環境史學家那樣，博爾斯特憑借一部《死亡之海：大航海時代的大西洋漁業》(The Mortal Sea:Fishing the Atlantic in the Age ofSail）摘取了美國歷史學界的高獎項——班克羅夫特獎（Bancroft Prizein American History and Diplomacy )。 博爾斯特並非海洋環境史領域的個嘗鮮者。早在1986年，亞瑟·麥克伊沃（Arthur McEvoy）的《漁民問題：1850-1980年加州漁業的生態與法律》（The Fisherman's Problem:Ecology and Law in theCalifornia Fisheries,1850-1980）①就榮膺·帕金斯·馬什獎（GeorgePerkins Marsh Prize),這是美國環境史學會（ASEH)頒發給年度優秀環境史著作的獎項。13年後，約瑟夫·泰勒（Joseph Taylor Ⅲ）的《鮭魚：一部西北地區漁業危機的環境史》(M Salmon:An Environmental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Fisheries Crisis)②亦該獎項。2000—2010年，隨著波爾·霍姆（Poul Holm）等學者的海洋生物種群歷史研究（History of Marine Animal Populations,HMAP）計劃的實施，歷史學家同科學家之行了廣泛而密切的合作。這項為期10年的研究屬於國際海洋生物普查計劃（Census of Marine Life,CoML）的子課題，後者旨在評估海洋生物的數量基準和歷史變動，並邀請了和中國極地研究中心參與。遺憾的是，在HMAP計劃中科學家扮演著更為關鍵的角色，而歷史學家並未發揮應有的作用，他們的話語和聲音似乎被掩蓋了，直到2012年《死亡之海》問世纔打破這種局面。沒過多久，《環境史》雜志專門開闢了一期《海洋論壇》，在邁克爾·齊亞拉帕（MichaelChiarappa)和馬修·麥肯齊（Matthew McKenzie)的主持下,學者們圍繞佛羅裡達、北海、波斯灣等漁場的資源問題各抒己見。③如今，越來越多的環境史學家把目光投向海岸線之外，從氣候、資源和生態等維度考察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程。這些富有性的工作表明，博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