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明初藩王及御用文人的雜劇創作趨向一、明初文教政策及其對雜劇創作的璋以儒學為本，制定文教政策，“銳志雅樂”①，建立起一套規範的禮樂制度。洪武二年（1369璋告諭中書省臣說：“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末南戲《琵琶記》之所以能夠在明代產生巨大影響，璋的“教化”分不開的，他說：“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③這無疑為明初的戲曲創作指明了發展方向。為了羈勒讀書璋對科舉行重大改革，“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①，采用八股形式，引導讀書人從儒學中尋求成為“人上人”路徑。 明嘉靖時曲家何良俊說：“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土大夫恥留 心詞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傳，世人不得盡見。雖教坊有能搬 演者，然古調既不諧於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聽者既不喜，則漸少。而《西廂》《琵琶記》傳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②可以想見，受朝廷文教政策的影響，明代戲曲舞臺除《西廂記》《琵琶記》等演出外，讀書人致力於科舉，土大夫們又恥於詞曲，民間的雜劇演出已罕見。明初雜劇演出集中在、，演出內容也嚴重脫離社會現實。朱權說：“蓋雜劇者，之勝事，非則無以出。”③其出發點顯然是錯誤的，是出於為封頌德的需要。明初設置的教坊司，除掌管樂舞承應外，也演奏一些助興的俗樂，《明史·樂志》載：“殿中韶樂，其詞出於教坊俳優，多乖雅道。十二月樂歌，按月律以奏，膳、迎膳等曲，皆用樂府、小令、雜劇為娛戲。流俗喧澆，淫哇不逞。太祖所欲屏者，顧反設之殿陛間，不為怪也。”④由此看璋對教坊司演出的雜劇較寬松，而對民間雜劇采取了較為嚴厲的政策。洪武六年（1373）閏十一月，明廷頒布《大明律》規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