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文集是生從事哲學教學和研究的記錄。我與哲學結緣始於1960年，這一年夏天，我高中畢業報考大學時選擇了哲學專業。當時，考哲學專業必須加試數學，而我的數學學得並不好，盡管如此，我還是報考了哲學。那一年，在我的家鄉縣招收哲學專業學生的大學隻有西北政法學院，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報考了這所院校。入學後，適逢大學貫徹落實“高教六十條”，教學秩序良好，讀書氣氛濃郁，師生關繫融洽，同學關繫和諧之，學好。1964年畢業後，我留校從事教學工作。這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開始，我被抽調到農村參加“社教”，直到1966年8月下旬即“命”已開始兩個多月纔回到學校。回校後因為學校已停課“鬧革命”，所以，我未從事任何教學工作。直到1972年5月，西北政法學院遵照上級指示停辦、解散。解散時，學校的教職人員被分配到陝西多所高校和機關單位，我被分配到陝西師範大學。到師大後我先在宣傳部工作數月，9月師大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我即到政教繫哲學教研室教學。當時由於舊教材不能用，又無新教材，政教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課主要是輔導學生選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我先後輔導學生讀的著作有：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哲學筆記》（選）和《國家與革命》、的《實踐論》《矛盾論》。收入本文集第七卷的哲學講義，有的就是當時為教學而寫的。

在師大工作七年後，適逢“命”結束，西北政法學院復校，我又於1979年5月被調回。復校後的西北政法學院設置了法律繫和政治理論繫，政治理論繫又設立了哲學和經濟學兩個專業，我被安排在哲學專業從事教學工作。此年9月政法學院招收了復校後的首屆大學生，我即給這一年級哲學專業的學生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課。1980年9月我由教研室派往武漢大學哲學修，有幸跟蕭萐父、唐明邦、李德永等先生學哲學史，期滿歸來後我就專心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開設的課程主要有“中國哲學（史）原著選讀”“中國哲學史研究法”括史料學）等。世紀80年代初，價值哲學在中國蔚然興起，我即將自己的治學確定為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研究，我給哲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開設了“價值哲學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研究”等課程，撰寫關於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的論文，參加有關價值哲學的學術會議，是申報了1989年的國家社會科學課題：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研究。1991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該課題的終成果——《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該書出版後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和鼓勵，1994年12月該書獲陝西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1995年9月榮獲國家教委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此後，我繼續在這一領行探索和拓展：一是深化對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之思維特征的研究，發表了一繫列探討中國哲學中價值論與本體論、認識論、歷史觀、人性論相融通的論文，這些論文合編為《中華智慧的價值意蘊》一書，該書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於02年出版。二是探索了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歷史演變，並以此報批了陝西省社會科學項目，其終成果為《價值的歷程—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歷史演變》一書，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06年出版。作為陝西的學者，我十分關注陝西歷的哲學遺產，因此在研究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的過程中，我把張載及其關學作為自己治學的重要內容，既將關學研究作為一門課程給哲學專業的研究生開設，又撰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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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為能給中國哲學的學術發展盡一點綿薄之力而由衷地感到高興，也誠懇歡迎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導論

價值觀(或價值觀念）是人們從自身需要出發而確立的關於價值追求、價值目標和價值標準、價值選擇的觀念，其核心是價值標準。具體地說，價值觀是主體對客體有無價值、價值大小以及主體根據什麼標準和運用什麼方式評估、選擇和實現價值的一種穩定的看法、態度和觀點。一個民族的價值觀，是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澱而形成的，它有一個發展的演變過程。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同任何民族的價值觀一樣，是歷史的產物，是跨越了漫長曲折的歷史道路，經歷了波瀾壯闊的歷史場面，纔凝結於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的。（一）價值觀念演變的歷程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夏、殷時代。雖然人作為主體所具有的對像意識和自我意識（既意識到自己生產、勞動活動的對像，又意識到自身的需要、本性和力量）從人類初形成的時候就開始確立，價值意識作為人所具有的意識，也是從“人猿相揖別”的時候就萌芽了，但人們要將這些意識形成明確的思想觀念則經歷了漫長的時間。中華民族從夏入文明時始，就逐漸形成了比較明確的價值觀念，此後經歷了殷周奴隸時代、從戰國開始至鴉片戰爭的封建時代和從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價值觀念隨著社會歷史的步伐，不斷發生演變，呈現出一個一個的歷史階段。如果我們以每個時期具有時代和新意的價值本位觀念為標志，可以將中華民族價值觀念的演變歷程分為以下九個階段。

（1）“敬德”的提出。夏、殷時代，“”“帝”“帝命”“天”“天命”的觀念是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天命有“福善禍淫”“降之百祥”“降年有永”等，人間的“禍”“善”“年”（壽命）等價值都是由天命決定的，而且政治權力的更替，道德規範的制定都取決於天。因此，人們都以“受命”為高的價值目標，以“恪謹天命”“祈天永命”為實現價值理想的根本途徑。這些神秘的觀念，本質上還不是一種真實的價值觀念，西周統治者修正了殷商以“天帝”“天命”為價值的觀念，提出了以“敬德保民”來實現價值，它雖然並沒有改變天命觀念的地位，但卻是一種理性的真實的價值觀念，標志著中華民族價值觀念的自覺，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初形式。（2)“人道”的爭鳴。隨著西年“怨天”思潮的興起，懷疑天命，重視人道，向往人間“樂土”的價值觀念不斷發展，春秋以至戰國，是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的重大變革時代。從春秋初年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觀念，顛倒了神與民的價值地位開始，中經春秋晚年子產提出“天道遠，人道邇”的論斷，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各派思想家幾乎都申說了自己的價值觀體繫。雖然他們的具體價值取向各異，但有一個殊途同歸的凝聚點，就是“貴人”。儒家倡道德、墨利，法家重權力，道家崇自然，都是從不同側面弘揚人的價值。春秋戰國時代乃是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的奠基時代，形成了“天地之性(生）人為貴”這一中華民族價值觀的主旋律。（3）“綱常”的樹立。秦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從此中國的封建時代延續了二千餘年。秦漢時代，價值觀變革的大成果是營造了權力為核心的“三綱五常”價值觀念繫統，董仲舒“君人者”的政治思想和“三綱五常”的道德原則以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主張，可以視為以“綱常”價值觀統一百家學派價值觀念的標志，從此這種價值觀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的終結，成為傳統政治價值觀的核心，也是整個價值觀體繫中的重要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