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以唐詩、宋詞發展的軌跡為線索，突破傳統，結合音樂、電影等審美方式進行知識性解讀；又從詩人、詞人的命運沉浮、人生際遇、寫作緣起等角度，進行客觀而風趣的介紹。
2. 還原歷史背景下鮮活的個體，把作品放回歷史的大背景下品讀唐詩、宋詞。以唐詩的英氣、宋詞的柔美，安撫現代人孤獨、疲憊與不安的靈魂。
3. 隨書附贈“唐詩一百首”“宋詞一百首”精美小冊子，基本覆蓋新課標初高中語文古詩詞必背篇目。

本套書包含《在唐詩裡孤獨漫步》《溫和地走進宋詞的涼夜》兩本，是對唐詩、宋詞名篇的賞析，書中解讀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等四十多位詩人，以及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柳永、蘇軾、李清照、等二十多位詞人的代表作。作者把詩詞放回歷史的大背景下去品讀，以唐詩、宋詞發展的軌跡為線索，突破傳統，結合音樂、電影等審美方式對唐詩、宋詞進行知識性解讀；又從詩人、詞人的命運沉浮、人生際遇、寫作緣起及影響等角度，對他們進行客觀而不失趣味的介紹。

夏昆，出生於1970年，中學語文名師。
2015年度《中國詩詞大會》第五期擂主。
曾在《人民教育》《師道》《中國教師報》《讀寫月報：新教育》等報刊發表文章上百篇。
出版有《在唐詩裡孤獨漫步》《溫和地走進宋詞的涼夜》《中國美的語文》《給孩子讀唐詩》《給孩子讀宋詞》等書。

唐代詞——我醉欲眠君且去
生命的另一個出海口——從李白到張志和
在花叢中開出一條幽深的大路——溫庭筠
從“秦婦吟秀纔”到文人宰相——韋莊

五代詞——且把江山都換了淺斟低唱
生命在悲劇中提純——李煜

北宋詞——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
優裕中的憂郁詞人——晏殊
萬家憂樂到心頭——範仲淹
文章太守詞家醉翁——歐陽修
在紅塵深處漫歌——柳永
以一個字獨步千古——宋祁
顧影自憐的詞人——張先
喪鐘為繁華而鳴——王安石
怡紅公子的前世今生——晏道
風流千古——蘇軾
江湖夜雨十年燈——黃庭堅
亂隨流水到天涯——秦觀
後的武士——賀鑄

南宋詞——書生殺敵空白首廢池喬木厭言兵
簾卷黃花人空瘦——李清照
萬裡江山知何處—&mdas
還我河山——嶽飛
鑄字為箭——張孝祥
亙古男兒一放翁——陸遊
與巨人比肩——劉過
彈鋏低吟擊築悲歌——陳亮
何人會登臨意——辛棄疾
哀歌也不過是哀歌——姜夔
南宋的滅亡——香銷詞歿

豐七年（1084年），蘇軾送長子蘇邁到饒州德興縣（今江西德興市）擔任縣尉，經過鄱陽湖湖口，寫下了的《石鐘山記》。就在這一年，他遠在山東濟南的學生李格非喜得嬌女，起名為李清照。李格非進士出身，是北宋的學者和散文家，好學不倦。晁無咎曾說李格非每天“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硯，呻吟策牘，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有竹堂記》）。李格非妻子也是名門閨秀，擅長文學。書香門第，家學淵源，這無疑給李清照的成長準備了良好的土壤；仕宦之家又無疑培養了李清照開闊的眼界和高貴的氣質，而這種大家閨秀的眼界和氣質，更是那些小家碧玉永遠無望企及的。聰穎的天資加上家庭的熏陶，使李清照的成長化為了宋詞成長的一個部分，而她的名字也注定被寫入中國文學史。
歲月在鎮靜而從容地輪換，李家的這個小女孩，已經長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了。閑適慵懶的生活給了她創作的閑暇，這個敏銳的女孩每年悄悄地觀察著“江梅已過柳生綿，黃昏疏雨濕秋千”（《浣溪沙》），在春花秋日中打發著略顯無聊的時間。情竇初開的女孩，已經有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憂傷、無從訴說的郁悶、隱隱約約的惆悵和期待了。
點絳唇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
見客入來，襪刬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
活潑可愛的少女剛蕩完秋千，纖手如玉，嬌面如花。薄薄的一層細汗沁出，沾濕了貼身的衣服。突然有外客到來，女孩嬌羞躲避，連鞋子都顧不得穿上，頭上的金釵也失落了。可是，調皮的少女卻無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忍不住要回頭看看來客到底是誰：是仙風道骨的老者，還是英俊瀟灑的少年？倚門回首，卻又怕被人恥笑，於是“欲蓋彌彰”地裝作嗅青梅。李白《長干行》有“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的句子，從此，“青梅竹馬”成為一個甜蜜而幸福的典故。女孩這掩飾的動作，卻正好暴露了內心的小秘密。
由於體裁特點，宋詞“男子作閨音”幾乎是公認的傳統，但是，屬於女孩的隱秘心思，站在男人的角度是很難真正理解的。學者唐圭璋先生就認為：清照是名門閨秀，少有詩名，亦不至不穿鞋而行走。含羞迎笑，倚門回首，頗似市井婦女之行徑。而一些學者也認為此詞“詞意淺顯，不類清照手筆”（徐永端《易安詞簡論》）。不過，要求一個待字閨中的少女老成持重，似乎過於可笑，而要天真爛漫的少女文字深刻凝重，似乎也太過於苛求了。少女之美不僅在年齡和外表，更在於水一般的明澈和清淨，沒有矯飾和沒有偽裝的天真。這樣“淺顯”的詞，恰恰是給過於老成干枯的詞壇蒙上了一點水汽，使這種本屬於心靈的文字回復原有的光亮和潤澤。
也許是因為這種“淺近”，因此，少女的秘密，其實根本無秘密可言，少女的躲藏，在成年人看來，是顯得可愛而且可笑的。
浣溪沙
繡面芙蓉一笑開，斜飛寶鴨襯香腮。眼波纔動被人猜。
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
歌德曾說：“哪個少男不鐘情？哪個少女不懷春？”少男少女的秘密，是每個人的必經之路。當沉思中的少女無緣無故地失笑，或者當她剛剛還巧笑倩兮，轉眼又托腮沉思，其實那眼波是否移動都無關緊要了，懷春的少女的心事，已經清楚地寫在臉上、寫在眉尖、寫在一舉手一投足之中。
心事重重的女孩把秘密全部寫在彩色的信箋上，那是一種轉瞬即逝的激動和欣喜，即使是深閨高院，也鎖不住的青春的躁動和希冀。這個官宦之家的女孩，甚至也希望，在某個月圓之夜，在花影之中，去等待那個尚是朦矓的身影，和自己一起，講述一個亙古未變的故事。
隻是李清照當時未必知道，她的大名已經飛出了深深的閨閣，傳到了這個城市很多人的耳中，更想不到，她的名字會讓一個人寢食難安，坐臥不寧。
這個人就是趙明誠。

很多年以後，當我們習慣性地把詩稱為“詩歌”的時候，大概很少有人會想到，詩與音樂，在很長一段時期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這種聯繫大概在世界各個民族都存在。《荷馬史詩》《羅蘭之歌》《格薩爾王傳》《詩經·蒹葮》，莫不是如此。
叔本華說過一句讓文人喪氣的話：“音樂與文學結婚就是王子與貧兒結婚。”因為他認為“音樂的內容聯繫著宇宙的永恆，音樂的可能性與功能越其他一切藝術”。雖然這段話文學家們不見得願意聽，卻道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文學與音樂結合後，文學的表現力和傳播力便大大增強了。畢竟，記歌詞要比背古詩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讓人愉快得多。
音樂與詩歌的“聯姻”由來已久，《詩經》三百零五篇，每篇都可以合樂歌唱，所以古人稱為“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公孟》）古人還說：“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毛詩正義》）屈原的《九歌》《九章》在當時也是能合樂歌唱的。到漢代，樂府本身就是一個音樂機構，負責搜集各地歌曲，以供朝廷樂工演奏歌唱之用。而到了唐代，唐詩也是可以由伶人演唱的。
唐代薛用弱在《集異記》裡說到這樣一個故中，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來旗亭小飲，正好有十多個梨園伶官和四位歌妓也來此會宴，他們三人便在旁邊一面烤火一面觀看。王昌齡提議說，我們各擅詩名，究竟誰勝於誰，我們可看她們所唱誰的詩多，誰便為優者。個歌妓唱的是王昌齡的“一片冰心在玉壺”，王昌齡便在壁上為自己畫了一道。第二個唱的是高適的“開篋淚沾臆”，高適也為自己畫了一道。隨後王昌齡又添得一道。王之渙說，這幾位為普通歌妓，唱的都是下裡巴人，應看那位佳的歌妓唱的是誰的詩，若唱的不是我的詩，則終身不敢與你們二位爭衡了。待那名妓唱時，果然為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三人不覺開心地笑起來。諸伶因他們大笑而見問，知是王之渙等，非常高興，即拜請他們入席。
因此，與其說音樂與文學的聯姻是王子與貧兒的結合，不如說是兩種能打動人心的藝術形式的強強聯手。也許是由於兩者都太強了，所以在很早以前，它們就沒有逃過過於早慧的中國人的法眼。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音樂與文學強大的功能，並本著維護統治權力的意圖，有意將音樂與文學都納入“載道”的大船中。孔子就提出“放鄭聲”，並將其與“遠佞人”並列（《論語·衛靈公》）。因為他覺得鄭國的音樂過於“淫”，與宏大敘事、莊嚴肅穆的雅樂是不合拍的，屬於精神污染一類，所以必須禁絕。由此可見，孔子認為，藝術大的功用是教化，而不是表現與傳播美。後世儒生將詩歌和音樂列於“六經”之中，即《詩經》《尚書》《樂經》《禮記》《周易》《春秋》（《樂經》後亡佚，故今人多稱“五經”）。看上去，中國古人對詩歌和音樂真是極度重視了。
不過這種重視很難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很多東西但凡列入封建教化的範疇，就由草根搖身變成了經典，而經典大抵都是單調乏味甚至面目可憎的。正因為這樣，當權者纔在臺上聲嘶力竭地號召大家讀經典名著、聽正統音樂，他們自己下來之後卻偷偷聽靡靡之音，可見領導真的分裂得很辛苦。這種辛苦的領導在戰國時候就有了。一次齊宣王偷偷給大臣莊暴透露了一個秘密：自己身為一國之君，非常愛好音樂。後來莊暴把這話告訴了孟子，孟子見到齊宣王時就問道：“大王曾經跟莊暴說您喜歡音樂，有這回事嗎？”齊宣王聽到之後很不好意思，隻好無比羞澀地承認自己並不是愛好古代的音樂，隻是愛好一般的流行音樂。（《孟子·梁惠王下》）
孔子的擔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人過分沉迷於下裡巴人的喜好之中，品位難免變得低下，格調也肯定會跌破底線。可是先儒們似乎又犯了另一個錯誤，他們過分相信權力的強大，甚至認為權力可以決定人性，於是脖子上青筋暴起，拼了老命要與“三俗”宣戰，而這場戰爭的結果注定是悲壯的。即使孔子刪了《詩經》裡那麼多郎情妾意的詩篇，還是擋不住留下眾多哥哥妹妹之間暗送秋波的文字。無奈之下，後世儒生們隻好說這些詩篇表現的是君王與後妃的恩愛，似乎君王與後妃的關繫就不是男女關繫了。後來大儒們似乎也覺得這樣解釋不妥當，干脆說這講的是君王與大臣之間的關繫，就是俗稱的“香草美人法”。儒生們終於松了口氣：這樣一來，《詩經》終於“思無邪”了。
雅與俗的戰爭在歷史上從未停止過，但是到了唐朝，局勢似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出身隴西的李氏家族據說是鮮卑族拓跋氏的後代，他們似乎並沒有大儒們那麼多的條條框框，而是以寬宏的胸懷和自信的態度從容地對待外來的文化，包括音樂。
葉嘉瑩先生指出：
中國過去的音樂，是宗廟朝廷祭祀典禮所演奏的莊嚴肅穆的音樂，謂之雅樂，端莊肅穆。到了六朝的時候，就有所謂的清樂，是比較接近民間的清商的樂曲，……各種民間音樂在內的一種音樂總稱。……我們中國把從外邊傳來的都稱“胡”，比如胡琴，因此從外邊傳來的音樂就謂之“胡樂”。……還有宗教的音樂，我們管它叫“法曲”。
外來的胡樂與宗教的法曲跟清樂相結合，從而產生了一種新的音樂，我們管它叫“燕樂”。燕樂又叫“宴樂”，它是當時流行的一種音樂。
——葉嘉瑩《迦陵說詞講稿》
用現在的話來說，在唐朝，由於統治者的自信和寬宏，外國流行音樂得以傳入中國。這些音樂，有些來自天竺（今印度地區）、高麗（今朝鮮半島地區），有些來自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地區）、安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地區）等地，有的來自我國西北部邊遠少數民族地帶，如龜茲（今新疆阿克蘇地區）、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區）、西涼（今甘肅西部地區）、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地區）等地。外來音樂經過改造（有的首先在邊區與各民族音樂相融合），逐漸中國化，並逐漸與漢民族固有的傳統音樂（雅樂和清商樂）相互交融結合，形成一種各民族形式相融合的新型民族音樂。（施議對《詞與音樂關繫研究》）
有了新的音樂，那麼以前合樂而歌的唐詩似乎就不能適應需要了，於是，一種新的詩歌形式在唐代悄悄地興起，經過上百年的演變，它在宋代成為流行的文學體裁，並成為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讓中國人自豪的瑰寶。
這就是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