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1600年的歐洲

基督教羅馬教會在歐洲的重大影響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羅馬帝國的晚期，基督教馴服了入侵的蠻族，也在幾乎沒有政府的情況下擔起維持秩序的任務，但在基督教與君權結合甚至還凌駕於君權之上時，權力腐蝕了掌權的教士。羅馬教皇執政教合一的權柄，不顧這一宗教的高尚教義，擅作威福，對內以酷刑鎮壓異端，對外發動十字軍東征，操弄信徒的信仰，草菅人命。這些都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罪行！

然而，也許正因為教會如此擅作威福，少數教士又如此生活腐敗，逆火回燒，竟導致歐洲歷史出現轉變的契機。當時封君領主們長期為教會所操弄，終於有不甘心的一派。這些進入歐洲的民族原來都是部族共同體，有其各自堅持的個別主體性。基督教本是普世性的信仰，教會代表了一種普世秩序。個別主體性與普世秩序之間如何維持平衡，本來就不容易，當部族感受壓制而自己的力量已經足夠時，部族的個別主體性會以民族主義的訴求來反抗教會的普世秩序，這是中古後期民族國家興起時封君領主的普遍心態。

教會的排他政策在知識分子中也引發了反感。城市中的學者、文人與藝術家，及經常周遊各處的工匠群體，對於教會儀式的煩瑣及教條的膚淺不再感到滿足。他們開始從已經遺忘卻在東方伊斯蘭教世界仍得保存的古典著作中，尋找歐洲文化的源頭。許多古代希臘羅馬學者所討論的問題，重新引起中古學者的注意，他們又拾起已為宗教熱忱所掩覆的課題，例如“人”的價值，例如理性的思考等。對於藝術家們，藝術不應隻為信仰服務，神聖不可觸的神性也不應排除“美”的表現。於是，“人”也出現於神壇與教堂的宗教藝術中，例如耶穌與瑪利亞，竟可以慈母與孩子的人間形像代替了刻板的神像。這一重新找回文化源頭的集體志業，即是所謂文藝復興。

於是民族主義的訴求與文藝復興的大業合流為巨大的能量，到了15、16世紀時，有些人在尋找歐洲文明的本質，有些人在重建自己民族的集體記憶，這兩股力量最終都會反抗基督教會專斷與獨占的排他性。在教會內部，也有人尋求找回耶穌及其門徒所提示及信守的教義，這一勢力將導致後來的宗教改革。

明清時代的國家形態與亞洲周邊

歷史上王朝的轉換，往往會出現一段比較安定的時代。明代末期，政治不良，外患內亂，征戰不斷，百姓愁苦，尤其中原及淮河地區，流寇往來如風，民生最為凋零。滿族乘流寇之亂，入關取代明室。照理推論，國家一時不氣，然而經過一代休養生息，康熙時中國強盛勝於明代，百姓生活不惡，而且人口急遽上升，已達一億左右，增加不啻倍數。康雍乾三代，中國號為盛世。這一快速興盛的原因，固然與康雍乾三代君主的纔華能力有關。然而，當時人心思明，漢族未必那麼甘心接受異族統治，國家久久不能安定，加上對外擴張，勞師動眾，所費不貲，各種變換此起彼伏。單單這些內外戰爭的開銷，新朝如何應付？人力如何支持？凡此均不能僅靠治理的能力作為答案。

我們以為，自從16世紀以來，中國依靠大量外銷貿易換來財富。由於明代賦稅主要為田畝，政府從來沒有從國際貿易累積的資源獲得更多稅收，巨量的資源其實留在了東南與華南的民間，俟清代治安秩序恢復了，這一大筆財富即足夠撐起一個相當規模的消費經濟。同時，自從大洋航道開通，美洲作物玉米與番藷引進中國，這兩種新作物可以在山地及沙壤種植，於是過去不能用作農田的土地，例如華中及西南的山地以及華北、西北的黃土高原都可種植。農田面積擴大了，足以支持更多的人口。人口與經濟資源配合，國內秩序安定，不少本來無法維生的人口可以遷移到本來不能種植的地區，人口由負擔轉化為生產力。於是中國的經濟體不僅迅速增長，而且因為消費增加，更有了資金循環的餘地。清代前半段不僅有休養生息的歷史慣例，而且有繼長增高的歷史條件。

然而，清代的繁榮景像卻正出現於世界面臨空前巨變的時候，中國內部經歷的盛世，竟不能將中國推入全球巨大變化之中而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