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綱：人類歷史的譜繫》從全球性視角出發講述了人類從史前史到當下時代的歷史，把人類社會分成氏族社會、朝貢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幾個形態，並以生態、兩性關繫、社會關繫、戰爭四條主線來分析這些社會形態，這種譜繫涵蓋了與當下直接相關的人類經歷中廣泛的領域，從而可以盡可能地將我們的過去與我們現在面臨的全球性危機聯繫到一起，進而從中得到啟迪，找到一條更有益於人類和地球健康發展的路徑。

《全球史綱：人類歷史的譜繫》上起史前，下迄當代，對人類五萬年發展史做了精闢的高度概括。作者打破了以人物和事件為中心敘述歷史的傳統，選取了自古至今始終與人類命運生死攸關的四條“生命線”（生態、兩性關繫、社會關繫、戰爭）展開分析，將人類經歷的各種社會形態緊緊地串在一起，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及鮮明的當代特點，見解豐富而深刻，堪稱一部全球史觀下的人類簡史。

斯塔夫裡阿諾斯（1913—2004），美國知名歷史學家，加州大學歷史繫榮休教授，“全球史觀”的倡導者，因其傑出的學術成就而榮獲古根海姆獎、福特天賦獎和洛克菲勒基金獎。代表作為“全球史觀”三部曲：《全球通史》《全球史綱》《全球分裂》。代表作品：《全球通史》《全球分裂》《全球史綱》。

目錄 

致謝 
導言：我的個人歷史譜繫 

章氏族社會 
人類的起源 
從靈長動物到人類社會 
昆族人 
氏族社會的譜繫 

第二章朝貢社會 
從氏族社會到朝貢社會 
朝貢社會的性質. 
形形色色的朝貢社會 
朝貢社會的譜繫 

第三章資本主義社會. 
從朝貢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 
商業資本主義（1500—1770） 
工業資本主義（1770—1940） 
高科技資本主義（1940年以來） 
困難重重的新時代：1975年至今 
資本主義的歷史譜繫 

第四章人類的前景 
新軸心時代 
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 
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 
第三世界的替代方案 
更具生命力的人類命脈 
人類的前景

《全球史綱：人類歷史的譜繫》：
從靈長動物到人類社會
“智人”取得的成就，不論是利用工具戰勝掠食者，用火豐富人類的食譜，還是改善人類的居住條件，或是語言的發展，使每一代人能夠通過語言的寶庫承襲上一代人的本領，不必再重新探索：關鍵因素之一就是人類的技術發展。但對人類取得的成就來說，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並與我們今天尤其相關的，是我們的遠古祖先及其原人前輩發明出來的那種社會組織。
研究史前歷史的專家和人類學家現在大都同意這樣的觀點，認為初的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血緣關繫為基礎。它與靈長動物的群體截然相反，是一種互相合作的公有制社會。血緣關繫意味著舊石器時代的某個獵人帶著一頭死鹿回到營地時，自然而然地要與人分享，不僅分給自己的直繫家屬，還要分給他所屬部族的其他成員。在部族內部，所有成員之間都有一種或另一種親屬關繫。這種分享食物的做法被視為理所當然，並不是因為他們將來會給獵人某種補償，而是因為他們之間的血緣關繫使然。人類學家埃爾曼·謝偉思（Elman Service）曾將之與當今社會進行對比，發現我們的社會主張父母把食物“給予”子女，子女則要相應地“幫助”年老時的父母。
食物采集者的社會當中存在的這種“普遍互惠形式”，其普遍性可由丹麥人類學家和探險家彼得·弗洛伊肯（Peter Freuchen）的一段經歷得到說明。他曾向一位愛斯基摩獵人表示感謝，因為後者把肉分給了他。對於他的感謝，那位獵人表現出了明顯的不悅。此時，一位老人向弗洛伊肯解釋了獵人反應消極的原因：“你不必為一塊肉而感謝他，那是你應得的權利。在這裡，沒有人希望依靠他人。所以，沒有人送禮，也沒有人收禮，因為那會產生依賴。禮物會使人變成奴隸，就像鞭子會使狗變得馴服。”在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當中，人類學家也發現了與之一模一樣的共享特征，分享行為顯得既自然，又正當。“把自己的物品分一部分給別人，是[澳大利亞土著的]一個固定習慣。他既不要求接受物品的人表示感謝，也不覺得自己接受他人的物品時有必要做同樣的事情，原因很簡單，給予和接受都是其日常生活當中理所當然的事情。”
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人際關繫，可以追溯到幾百萬年以前諸如南方古猿這樣的人類遠古祖先，並作為主要的社會互動形式，延續到了前3500年朝貢社會出現之時。換句話說，在許多個千年之中，人類在地球上經歷的主要的社會形態，就是氏族社會。然而，這種時間和地域上的普遍性卻既非人類獨特基因的產物，也非集體謀劃的結果，而隻不過是舊石器時代人類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與集體共享原則相伴隨的，是對周圍地區一切食物來源的共同所有及自由獲取原則。對舊石器時代的食物采集者而言，他們的自然環境宛如一臺冰箱，裡面永遠裝滿了食物，可以隨時取用。當一群人發現當地可供食用的動植物即將耗竭時，他們隻需遷移到一處新營地。結果，舊石器時代的人群也就總是走在遷移之路上。他們簡直就是從一個營地喫出一條路來，通向下一個營地。
……

前言 
宏大的敘事，其實都是自傳。 
本書也是一部宏大敘事，其源頭可以上溯到大蕭條時期。當時，我隻有十幾歲，在一座貧民窟的餐廳做服務員，好為不太寬裕的家裡掙些口糧。那家餐廳坐落在美麗的溫哥華市區。每天，我都要接待一些窮困潦倒的顧客，他們與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無盡的財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我年青的頭腦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餐廳的顧客大多曾在農場、森林、礦場或漁場做工，但在大蕭條那幾年，他們許多人都失了業。由於掙不到薪水，他們隻得靠當地救濟機構發放的每周用餐券過活。領到用餐券之後，失業者就會成群結隊地來到貧民窟餐廳。隻有在那裡，他們手中為數不多的幾分錢纔能發揮出大的作用。 
由於不列顛哥倫比亞是加拿大鼕季溫暖的省份，所以，加拿大的失業人口彙集到了溫哥華（這個位於太平洋沿岸的一座加拿大大城市），就像美國的失業人口彙集到了加利福尼亞一樣。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失業者來到這裡。他們一跳下貨運列車，就向救濟機構走去。我們那家餐廳每天接待新顧客的高峰時段，可以根據貨運列車從寒冷的草原省份駛入溫哥華的時刻表推算出來。 
我當時雖然還是個孩子，心裡卻也很清楚，這些失業者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鬼，也有許多人在工廠、礦場、木材廠、漁船或罐頭廠工作期間因傷致殘。斷指、殘腿、截肢、眼罩，十分常見。在這些人居住的貧民窟，我曾打過好幾年工，度過許多個周末和“暑假”。此類場所常見的低俗標志，那裡應有盡有：廉價的住所，當鋪，啤酒館，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騙子。 
我們那家餐廳對面踫巧有一座廣場，被稱為溫哥華版的“海德公園”。每天晚上，世界產業工會的演講者都會在那裡發表一些充滿火藥味的不同凡響的演說。從肥皂箱上講演過後，他們通常會到餐廳買咖啡和餡餅。此時，天色已晚，餐廳裡沒有多少顧客，我就能閑下來，一邊喝咖啡，一邊和為世界產業工人聲言的那些發言人聊天。我對他們講的那些東西喫驚不已。他們批判那種“天上掉餡餅”的幻想；他們對市級、省級和自治領的官員不屑一顧，稱其為統治階層的“馬屁精”，而非人民公僕；他們提到通常受人愛戴的“騎兵”（加拿大皇家騎警）時，稱其為“哥薩克”；他們聲稱，加拿大的洲際鐵路，以及他們所熟悉的貨運列車，其管理者和所有者應是建造它們的工人，而非從中牟利的銀行家和股東。 
這些話語令我這個懵懂的少年目瞪口獃，但其震撼程度卻比不上周圍的現實。那些年，我的人生態度非常嚴肅。對於世界產業工會那些人提出的問題，以及自己每天觀察和經歷的事情，我力圖馬上理出頭緒，找出答案。有一個重大問題，在我的腦海裡一直揮之不去：美麗的溫哥華擁有無盡的潛力，但為何現實如此悲慘，差距如此殘酷？我知道自己那些顧客和朋友憎恨失業，渴望做工。顯然，數以百萬喫得很差、穿得很差、住得很差的人們亟需食物，但卻無人種糧；亟需木材，但卻無人加工；亟需魚肉罐頭，但卻無人制造。然而，那些無緣做工的失業者為何不能從事這些自己十分在行的工作？何況加拿大社會又迫切需要這些工作？為什麼？ 
雖然溫哥華的海灘和山峰極富魅力，我也曾以年輕人特有的熱情去遊山玩水，但卻發現自己反復回到這個簡單的問題，令我苦惱不已。世界產業工會那些人的答案雖然令我震驚，終卻無法令我滿意。不過，他們至少對我進行了鞭策，讓我產生疑問，並從知識和情感的角度去挑戰那些既有的答案。 
起初，這種挑戰令我形成了一些看法。回想起來，這些看法單純得可笑。當時，我對一種理論十分著迷，該理論認為，加拿大的問題可能源於其歷史上缺乏美國獨立革命那樣的革命運動。美國是個富國，相對而言，美國人生活得更加富裕（我們這些飽受大蕭條折磨的加拿大人當時誤以為情況就是這樣）。在十八世紀，美國人成功地推翻了大英帝國的統治，加拿大人卻依然留在大英帝國，在我看來，我們這些身處困境的帝國臣民的出路，或許就是發布自己的《獨立宣言》。世界產業工會那些人曾對我說，英國人的牟利方式就是剝削加拿大的天然和人力資源。這一假說與此相符，從而增加了幾分吸引力。 
這些年輕人的看法在今天可能顯得有些幼稚，但滋生它的那些貧民窟的經歷給我留下的印像，卻比我在任何課堂上或書本裡學到的東西都更加深刻和長久。不管聽上去多麼陳腐，那家貧民窟餐廳永遠都是我的所“大學”。我覺得自己在那裡學到的東西如今依然成立——官方論調與社會現實之間，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差距，使所有的社會都深受其害。一個歷史學者的角色，就是闡明那種差距的起源。 
這一看法，即便是在當時，以我的個人經歷為參照，也是不言而喻，無可辯駁。於是，當我發現老師們堅決不同意我的觀點時，我感到十分驚訝。當我直截了當地追問他們為何選擇講授歷史時（這是我本科和研究生階段選擇的進修科目，所以不足為奇），他們含糊其辭，說什麼有教養的人士需要熟知自己的文化傳統。以我的個人經歷和觀察力來判斷，這種回答十分牽強，我拒不同意。所以，我堅持了自己研究歷史的初衷，不是為了裝點文化，而是把它當作理解社會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