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三島由紀夫是在1966年4月18日，在東京外國記者俱樂部的一次宴會上，他作為貴賓在餐後發表演說。他的名字讀起來短促有力，音都是重音。那時候，他正值四十一歲，風華正茂， 是位公認必將榮膺未來諾貝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他的太太瑤子也隨行出席。三島夫婦落座於主席位，身旁坐著的是美聯社的記者約翰·羅德裡克——他是當年的俱樂部主席。我的座位距離主桌還有點兒距離，但並不影響我對三島君的觀察：他身材瘦小，但體格結實，風姿凜冽，頭發剪得極短，幾乎是平頭的造型。皮膚略顯孱弱的蒼白。當時我便想：毫無疑問，他過於操勞了，我知道他經常通宵寫作。三島的英語非常流利。瑤子夫人卻剛好相反。她的身形也很瘦小，比丈夫年輕十歲，從相貌上也可以看得出來。瑤子夫人苗條纖弱，臉龐很圓，那時已育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她始終沉默寡言。

是夜，羅德裡克先致敬詞，簡略講述了三島由紀夫的諸多生平業績。三島生於 1925 年，原名平岡公威，是東一個富庶家庭的長子，三島由紀夫則是筆名。在校成績優異，1944 年以班級第一的佳績畢業於貴族學生院。年僅十九歲便專程前往東京中部的皇宮領獎——獎品是一塊銀懷表——還是由裕仁天皇親自授予的。次年，也就是1945年，三島接到征兵入伍通知，但沒有通過體格檢查，因而沒有入伍。戰後，三島從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繫畢業，又通過了最艱難、最嚴格的職業面試，終於順利地進入大藏省1 工作。但不久之後，正當有望調任地方稅務局局長時，他卻毅然辭去了官職，決定當一個專業作家——這是一個更具挑戰性的 職業選擇。三島就此抓住機遇，完成了令其成名的長篇處女作小說《假面的告白》，觸及同性戀的主題，於1949年正式出版。日本文壇盛贊這位二十四歲的文學天纔。由此開始，三島由紀夫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問世，速度驚人。其中，的作品包括：《潮騷》（1954年），一部日本版的《達芙妮與克洛埃》；《金閣寺》（1956年），取材於發生在京都的一起著名縱火案——戰後不久，因一名僧人縱火，京都的古剎毀於一旦。這兩部作品都被翻譯成英文，並於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 出版（雖然是《假面的告白》的譯稿完成，但擱置幾年後纔出版發行，如此一來，就讓《潮騷》這本相對來說更傳統的小說搶先面世，由此奠定了三島由紀夫在西方文壇的顯赫地位，被評論界公認為一位不同凡響的新銳作家）。羅德裡克說，三島不隻是一位小說家。他還是劇作家、體育家和電影演員。他剛剛完成一部根據他的短篇小說《憂國》改編的電影，並擔任主角：一位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年輕軍官。故事描述了軍官和妻子共同自殺的過程：軍官剖腹，妻子割喉。羅德裡克總結道，三島是一個多面體，就好比萊奧納多·達·芬奇再現於現代日本。這段有關達·芬奇的贊言略顯誇張，得到的是三島君慎重而含蓄的微笑。

接著，三島站了起來。他的演說主要是在談論自己的戰時經歷。他描繪了東京在1945年3月遭受的轟炸，熊熊大火吞沒了整個城市，成百上千的東京市民在這個恐怖之夜喪生。“那是我所見過最美麗的煙火表演。”他以一種詼諧的語氣說道。當演說進入尾聲，他用鏗鏘有力但語法未必正確的英語慷慨陳詞，最後竟突然提到了他的太太，令演說戛然而止（“反正瑤子沒有想像力”——說完，他微笑著扮了個鬼臉）。

在這平和的日子裡（三島在談論他的婚後生活），我們雖然有了兩個孩子，但有時候——仍然是這些逝去的記憶反復浮現於我的腦海。那就是戰時的記憶。我還記得一個戰時的場景，那時候我在飛機廠工作。為了讓做工的學生們娛樂一下，那天放了一場電影。影片是根據橫光利一先生的小說改編的。時間可能是在 1945年的5月時節，是戰爭的最後階段，當時我纔二十多歲，和所有的學生一樣，無法相信我們能從這場戰爭中幸存。我記得電影裡有這樣一幕，畫面裡有一條街道，是銀座的一條街，是戰前的模樣， 霓虹紛艷閃爍，美麗極了。雖然屏幕上的霓虹在閃耀，但我們都堅信：此生無法看盡這樣的景致，此生也再無可能見到這樣的景致。可是，正如各位所知，我們現在確確實實看到了，就在銀座的大街上，霓虹燈變得越來越多。可是有時候，當戰時記憶重現於我的腦海，思維中便有些許困惑。戰時電影中的那些霓虹燈，以及在銀座街道上的真切的霓虹燈——我無法分辨哪一個纔是幻覺。

這可能就是我們……我最基本的主題，也是我關於文學的最本質上的浪漫主義觀念。都是死亡的回憶……還有關於幻覺的難題。

三島說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力圖清晰。他的英文發音很古怪，極有特質：把“artist”（藝術家）讀成“urtist”。盡管他的英文無論是發音還 是語法都有一點不規範，但這似乎根本不會令他困擾。他完全沒有裝腔作勢——在這一點上，他實在不像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