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與出身
杜甫是我國歷史上有數的幾個偉大的詩人裡的一個，由於他對祖國與對人民的熱愛，寫出許多反映與批判現實的、不朽的詩篇。在過去，無論在多麼黑暗的統治下，這些詩都不曾停止放射它們的光芒；如今，人民獲得了政權，祖國的前途呈現出無限光輝的美景，更沒有任何事物遮蔽它們的光芒的放射了。杜甫出生在一個屬於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家庭裡。他怎樣從炫耀自己的家族轉到愛祖國，從抒寫個人的情感轉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怎樣超越了他的階級的局限，體驗到被統治、被剝削的人民的災難，並因此使唐代的詩歌得到巨大的發展，這中間他經過了不少艱苦的過程和矛盾。這部傳記要試驗著述說他在他的生活裡經歷的那些過程和矛盾。在寫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
杜甫是晉代名將杜預(222—284)的第十三代孫。杜預是京兆杜陵人。杜預的少子杜耽為晉涼州(甘肅武威)刺史，杜耽孫杜遜在東晉初年南遷到了襄陽，任魏興(陝西安康西北)太守，他是襄陽杜氏的始祖。遜子乾光的玄孫杜叔毗為北周硤州(湖北宜昌西北)刺史。叔毗子魚石在隋時為獲嘉(在河南省)縣令。魚石生依藝，為鞏縣令，遷居河南鞏縣。依藝生審言，為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為奉天(陝西乾縣)縣令，是杜甫的父親 這世繫是和姓纂》和岑仲勉的《校記》排列的，有幾處糾正並補充了一般杜集中杜氏世繫表的錯誤和缺陷。。杜甫的遠祖是京兆杜陵人，所以他自稱“京兆杜甫”；他又屬於襄陽杜氏的支派，所以史書上說他是襄州襄陽人；他降生的地點則在河南鞏縣。
杜甫在他給他第二個姑母寫的墓志銘裡提到他的家世：“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唐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他在《進雕賦表》裡也說，他的祖先自從杜預以來，就是“奉儒守官，未墜素業”。我們讀了這兩句話，再看一看前邊的那串世繫，他的祖先多半充當過太守、刺史、縣令一類的官吏，我們便不難看出，杜甫是出身於一個有悠久傳統的官僚家庭。這樣的家庭有田產不必納租稅，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會裡享有許多封建特權。它和名門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禮教，專門輔助帝王，統治人民。到了杜甫降生後，他家庭的聲勢已經不如往日煊耀，漸漸衰落下來旦聚會，仍然被鄉黨贊羨，每逢婚喪，遠近的親友都走來觀禮。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方面，他中年時期在長安那樣積極地營謀官職，不惜向任何一個當權者尋求援引，這和他家庭的傳統是分不開的。
此外他從他的祖先那裡還承襲了些什麼呢?下邊我們做進一步的分析。
杜甫在他的詩裡常常推崇杜預和杜審言，前者由於他的事業，後者由於他的詩。杜預多纔善戰，被人稱作“杜武庫”，對東吳作戰時，因為精通戰略，在民間引起“以計代戰一當萬”的歌謠，隨後中原的文化傳布江漢，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懂得法律、經濟、天算、工程，又是《左傳》的研究者。他的後代，人人都為了是他的子孫感到光榮。他是杜甫的一個理想的人物。741二十九年)，杜甫曾經在杜預墳墓的所在地首陽山下居住，寫過一篇《祭遠祖當陽君文》。他晚年飄流荊楚，也時常想到杜預：他在荊南頌揚衛伯玉，說伯玉鎮守荊州，是繼承杜預的事業；後來他在衡州想北去襄陽，也立即想到“吾家碑不昧”。這指的是：杜預當時被名譽心所驅使，立了記載自己功勛的兩塊石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
至於杜審言(648？—708)，則在杜氏家中除去“奉儒守官”外又添上一個新的傳統：詩。杜審言少年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共同被人稱為“文章四友”。他的詩的地位，與較晚的宋之問、瀋佺期齊名，因為他們是五言律詩形式的奠定者。齊梁以來，詩人脫離現實，崇尚形式，鑽研格律，到初唐時律詩已經形成，此外宮廷應制，向統治者歌功頌德，更給這種詩體以發展的機會。可是瀋宋的律詩長不過六韻八韻，很少到十韻以上的，而杜審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就長到四十韻，當時稱為名作。排律到了杜甫手裡，得到更大的稹曾經這樣稱贊杜甫的排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我們現在看來，杜甫偉大的意義絕不在於排律的成功，排律在杜詩裡反而屬於創造性比較貧乏的部分；但是這種詩對於杜甫卻是家學淵源，關於這一點，從北宋起就不斷有人提及。杜甫本人也以“吾祖詩冠古”自傲，並且在他的兒子宗武生日時他也諄諄告誡：“詩是吾家事。”
宋之問和瀋佺期都是“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崇尚形式的詩人，同時也是武後的弄臣，他們依附張易之兄弟，醉心利祿，諂媚無恥。杜審言雖然沒有多少惡劣的行為，但從他在武後面前高誦《歡喜詩》以及與張易之兄弟相勾結看來，也不能算是一個具有高尚品質的詩人。並且他自高自大，誇張甚於實質，當時就流傳著許多關於他的傲慢的言行；他自己常說，他的文章超過屈原、宋玉，他的書法勝過王羲之。這種誇大的性格，杜甫多少受了他的影響。杜甫壯年時，在政治上自比稷契，想致君堯舜，在文學上他把屈原、賈誼、曹植、劉楨都不看在眼裡，這種高自稱許固然是唐代一般文人的習氣，也不能不說是有些祖父的遺風。
在當時，家族觀念支配人們的一切行動，若是有人為了父兄的不幸，不惜任何犧牲來報仇雪恨，便被稱頌為崇高的德行。杜甫的父繫中也不缺乏這樣的人。杜審言的曾祖杜叔毗事母至孝，為兄報仇，成為一時的美談，可是年代久遠了，對杜甫也許不會有多大影響。但有一個類似的事件發生在杜甫的叔父、審言的次子杜並(684—699)身上。武後時，杜審言被貶為吉州(江西吉安)司戶參軍，與同事不和，司馬周季重受了司戶郭若訥的蠱惑，誣陷審言，把審言關在牢獄裡。杜並年十六歲 羅振玉編的《芒洛塚墓遺文續補》中載有洛陽出生的《杜並墓志銘》。墓志銘裡說杜並“春秋一十有六”，可以糾正《舊唐書·文苑傳》“審言子並年十三”的錯誤。，看見父親遭受這樣的冤屈，他飯菜都喫不下去，形容憔悴，卻盡量壓抑著內心的憤恨。一天，周季重在府中宴會，他乘人不備，用短刃猛刺季重，季重受了重傷，杜並當場被人打死。季重受傷不治，臨死時，懺悔著說：“我不知道審言有這樣的孝子，郭若訥把我害到這種地步!”審言因此得救，回到洛陽。洛陽的親友聽了這個故事，都深受感動，說杜並是孝童，蘇颋給他作墓志，劉允濟作祭文。後來杜甫也以他是孝童的姪子為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