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的誕生
旁觀者沒有個人歷史可言。他們雖也在舞臺上，卻毫無戲份，甚至連觀眾都不是。一出戲和其中的演員命運究竟如何，就要看觀眾了，然而旁觀者的反應隻能留給自己，對他人完全沒有作用。但站在舞臺側面觀看的旁觀者，猶如在劇院中坐鎮的消防隊員，能見人所不能見者，注意到演員或觀眾看不到的地方。畢竟，他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並反復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鏡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種三稜鏡似的折射。
這本書並非記錄“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或是“我的時代”，也非自傳，其中人物登場的先後是依照他們在我這一生中出現的順序。這也不是一本有關“個人私生活”的書——我個人的經驗、生活和作品隻能算是伴奏，而不是主題。然而，這本書極具主觀色彩，正如一流的攝影作品想要表達的那樣。很久以來，我一直很想把一些人物或事件記錄下來，思考，再三地思索和省思，並將它們融入我個人的經驗模式及對外在世界片斷的印像與內心世界之中。
就在我14歲生日前一個星期，我驚覺自己已成為一個旁觀者。那天是1923年的11月11日——再過8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在我童年時期的奧地利，11日是“共和日”，是為了紀念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結束，共和國成立的日子。
對大多數的奧地利人來說，這一天即使不是愁雲慘霧，也該是莊嚴肅穆的——就在這一日，隨著最後的戰敗，一場噩夢般的戰爭終於結束，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就此灰飛煙滅。但是，在維也納這個社會主義的大本營中，“共和日”卻代表勝利輝煌、普天同慶的日子。午時以前，街上一片死寂，沒有電車、火車，隻有救護車、消防車和警車可以通行。過了中午，紅旗飄揚，工人開始聚集，並從市區和市郊各地往市政廳前的大廣場邁進。大家唱著革命時代的老歌，重新堅定信念，並聽領導人一再地述說階級壓迫的故事以及無產階級幸福的未來。維也納的“共和日”是民眾自發遊行的首例，甚至比蘇聯的五一勞工大遊行要來得早。這種活動已成為20世紀一種特殊的大眾藝術形式：墨索裡尼、希特勒，連阿根廷的貝隆都極力模仿維也納的社會主義者。事實上，希特勒在1933年1月31日掌握大權後，發動的第一次自發遊行——“波茨坦大遊行”，負責指揮籌劃的就是曾多次主導“共和日”遊行活動的維也納社會主義者。
在共和日大遊行中，第一個出場的是子弟兵。幾個小時後，市郊赫諾斯和歐塔克寧工業區的工人纔開始聚集。不久，斯大林也學習這種模式。1923年11月11日遊行的第一支隊伍，輪到第十九區多伯林的子弟。我就住在這一帶，對我們來說，這可是無比光榮的事。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一支年輕的社會主義隊伍，隊員都是預校（Gymnasium）的學生，也就是在同一區修習人文學科或是準備進大學的中學生。其中，有一位最近纔加入“同志”行列的年輕人，他將威風凜凜地舉著大紅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向世人宣告“我們是追求社會主義自由平等的多伯林學生”——這個人，就是在下。
按理說，我還沒有資格參加，“社會主義青年軍”也不會要我，因為中學生得年滿14歲纔能參加政治活動。我想，在達到法定年齡的前8天參加遊行，應該無關緊要。不過，我還是嘗到了一點“違法”的興奮，纔願意加入。那時的我，是個獨來獨往的小子，在同學間沒什麼人緣，因此，當那令人敬畏的青年軍干部來找我，要我帶領遊行隊伍時，我簡直是欣喜若狂，腦子裡幾乎一片空白，忘了她叫什麼名字，隻知道她是一個身材高大、嘴上好像長著胡子的醫科女學生。
本來還和弟弟同住在小孩房的我，初秋開學後，就搬到一個人住的大房間。那兒是間屋檐下的閣樓，屋頂是復折式的，還有兩扇高高的天窗，向外看，下面是主屋頂，再過去是葡萄園，並可遠眺維也納森林的小丘。在那個時代，成人的像征是一個鬧鐘以及房子的鑰匙，父母已經把這兩樣東西交給我了，但我還沒機會用呢。每天清晨，6點半剛過，女傭就會來敲門叫我起床，學校上課是8點鐘，但得走一段遠路，所以要早點起身。出門前女傭會幫我打開那道厚重的門，放學回來時，也是如此。
就在遊行這一天，我將啟用自己的鬧鐘和鑰匙。我把鬧鐘調在凌晨４點半，或者更早，鈴一響，我就立刻衝到窗前。由於上床時，屋外正下著傾盆大雨，因此我很擔心次日氣候不佳，得坐著電車遊行——這樣被拖著走，何來榮耀？結果，雖然不是雲淡風輕，不過，雨已經停了，還可以見到星星的光芒破雲而出。
我們在校門外集合。每天行走、熟悉的街道頓時變得陌生起來，即使是那平凡無趣的學校好像也不一樣了，看起來有點兒神秘，好像在隱藏什麼似的。我們走到大街交叉口，鄰近地區的中學生也到這兒來和我們會合，並在後面排好。大家高歌之時，我就驕傲地展開那一面大紅旗。一群群年輕的學徒和工人也加入我們的行列，大家都跟在我身後，12個人一列齊步走，我單獨走在眾人前頭，後面逐漸聚集了數不清的人群。我想，這真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天了——或許是吧。
我們一行浩浩蕩蕩地穿過輻射狀的大街，越過廣場、市政廳——那仿哥特式建築的大怪物已落在我們後頭。突然間，我看到正前方有一汪狹長形的積水，看來還不淺，該是昨夜大雨留下來的吧。
從前我很喜歡積水，現在依舊。一腳踩到積水中，那“撲通撲通”的聲音真叫人心滿意足。通常，我還會故意走到有積水處，涉水而過。但今天不是我自己想走到這灘積水前，是眾人驅使我到這兒來的。我盡最大的努力想繞過去，然而身後那整齊的步伐聲、源源而來的人潮和整齊劃一的動作，好像對我施了魔法。我大步越過那汪積水，到了另一頭，我一語不發，把手中的旗幟交給背後那個高高壯壯的醫科學生，隨即脫離隊伍，轉身回家。長路漫漫，我大概走了兩三個小時，路上盡是一群群的社會主義者，12個人一列抬頭挺胸，撐著紅旗，從我身邊走過。此時此刻，我覺得格外孤寂，渴望加入他們之中，同時卻有一種飄飄然的快樂，以及無法形諸言語的得意。
到家之後，我生平第一遭用自己的鑰匙開門進去。父母本來以為我傍晚纔會回家，看到我這麼早回家，有點兒擔憂，問道：“你身體不舒服嗎丶？”
“我從來沒這麼高興過，”我老實回答，“我終於發現我不屬於那一群人。”
就在那蕭瑟的11月天，我發現自己是個旁觀者。我們這種人天生如此，而非後天刻意培養出來的。我想，這一點在我8歲參加朋友家的聖誕派對時，已經有跡可循。
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年秋天，奧地利爆發了第一宗有關“發國難財”的丑聞，連著好幾個星期，報紙的頭條新聞都是以此為題。我還記得主角的名字——克倫茲，維也納高級飯店的老板，因黑市交易而被逮捕、起訴。其實，維也納真正的“壞年頭”還沒來呢！然而根據配額制，每個成人所能分到的那一丁點兒的肉根本買不到，若是可以買到，一定是不能喫的。在克倫茲的餐廳裡，卻有上等的貨色，都是從黑市買來的。因此，很快地他就成為家喻戶曉的“大壞蛋”。事實上，他並沒有跟顧客多要一分錢，供應的分量，正如配額所規定的，也依法向顧客收取糧票，而法律也隻是確定肉品價格而已，當初在起草時，想不到有人願意花更多的錢來買。法官卻振振有詞地控告克倫茲，說他是“有計劃地”哄抬價格，之後再把腦筋動到沒有收費規定的項目上，比如，飯店的住宿費和餐廳的消費額等，以填補肉品的高成本。媒體和群眾都一致鼓掌附和法院的裁決。
那年聖誕，我參加為上層社會家庭兒童舉辦的派對。我們都隻是八九歲的小孩，卻已開始交頭接耳地談論這樁“克倫茲案”。這不足為奇，因為當時人們一天到晚談論的，就是戰爭新聞。每個人都有親友在前線，我們看到父母一大早起來，就鬼鬼祟祟地帶著驚惶的神情翻看報紙的第2版，看是否有親友已被列在陣亡的名單上。因此，我的玩伴跟我就是看著死亡名單和粗黑框的訃告學認字的。一瞥過去，看看哪些名字是我們熟知的人，已失蹤的親友在不在上面。
那時，我已是附近公立學校三年級的學生，每天都得在一個老人的監督下把糧票貼在配額本上。那個老人比這件獃板的工作更令人厭煩，由於年輕的老師已被征召入伍，原已退休的他，隻好再出來幫忙。我們還得當心大人的“騷擾”：有些骨瘦如柴的女人，常常會偷偷塞錢給我們，想多要幾張糧票；還有一些女人振振有詞地說：“我的丈夫剛剛為國捐軀，我可以多拿一些糧票吧。”
我們這些小孩無法記得大人所說的“戰前”的景況，覺得這場戰爭就和永恆一樣長。像我這樣年紀的小男生都已意會到，“長大”就是“被征召到前線打仗”。
因此，在聖誕派對上，小孩子就自然而然地談起克倫茲案，在另一間房間的父母也對此事議論紛紛。有一個小孩要我解釋一下這個案子的來龍去脈，我居然慷慨激昂地為克倫茲辯護——其實，該說是贊美這個“人民公敵”。至於他到底是否犯法，這個大家不斷討論的主題，對我來說卻是不值得一提的。我認為，此人令人敬佩：他提供顧客期待的東西，遵守自己的諾言，讓顧客每一分錢都花得值得，何罪之有？
我說完，頓時派對上鴉雀無聲。其他的小孩都為我這番話羞紅了臉。那次派對是在貝貝家辦的，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玩伴。多年後，她還一直責怪我破壞派對的氣氛。不過，在我說得慷慨激昂時，大人也進來聽了，還面帶微笑。這次聚會是慶賀貝貝的父親返鄉，他是我父親的老朋友，在戰壕裡打了三年仗，最近因受重傷，幾乎致命，纔得以回家。他把我拉到一旁，對我說：“你的觀點很有意思，我從來沒聽過有人這麼說。至少，我們在另一間大廳喫飯時，沒有一個人提出這種意見。不過，彼得，你不要覺得伯伯在批評你。你對克倫茲的看法或許沒錯，但隻有你一個人這麼想。如果要做個特立獨行的人，一定要有技巧，而且要很小心。伯伯建議你注意自己的行為，多為自己想想，驚世駭俗是不可取的哦。”
旁觀者注定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所以經常會聽到這樣的告誡。我已牢牢記住伯伯的話，但有時還是不免掉以輕心，寫作本書時亦然。
彼得·德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