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淪
國軍的軍紀變壞，憲兵隊冷衙變熱，民眾紛紛前來投訴，要求制止軍人欺壓。憲兵巡查沿途取締違紀事項，每天帶回整頁記錄，有時加上需要“帶隊處理”的軍人。郭偉班長專門負責處理這些案子，我是他的助手，往往忙到三更半夜纔得休息。
軍紀是怎麼變壞的呢？第一個原因是傷兵增加。
軍隊作戰，官兵當然有傷亡。傷者先由野戰醫院緊急治療，轉到後方醫院繼續治療，他們或因留下後遺癥，不能再上戰場，或因心灰意冷，不願再上戰場，千方百計保留傷員的身份長期留院，於是後方醫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質。好萊塢出品的電影裡有一場戲，炸掉一條腿的大兵和炸瞎一隻眼的大兵額手相慶：“對我們來說，戰爭已經過去，我們可以回家了！”國軍的傷兵無家可歸，你兩條腿離家，怎麼能一條腿回去？而且戰爭對他們並未過去，他們的家鄉在解放區，缺一條腿或瞎一隻眼，正是他殘害人民的罪證，不能掩飾，無法原諒。這些人逗留戲院，遊蕩街頭，心理不平衡，見誰跟誰生氣。
那時社會歧視“殘廢”的人，多少民間故事以嘲笑他們為題材，連兒童都以捉弄聾啞為樂。那時，基督教認為殘廢是上帝的懲罰，佛教認為殘廢是前世的業報。中國人把殘廢改成殘障，再改成肢體障礙，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四十年前，給殘障的人讓路、開門、預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像的事。政府對傷兵沒有康樂服務，沒有職業訓練，沒有教育補習，沒有宗教陶冶，甚至連醫藥衛生也照顧不周。九十年代，我讀到美國心理學會一份調查報告，人若生活在困難的環境裡，長期受疏忽蔑視，容易產生暴力傾向，這時人經常憤怒，愛打架，任意破壞物品虐待動物，喜歡攜帶武器。我覺得這番話幾乎是為四十年代瀋陽的傷兵而設。
傷兵還想活，還想活得有自尊心，隻有結隊聚眾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們發現，一個傷兵是弱勢，一群傷兵就是強勢。他們並不遊行請願、奔走陳情，那時不興這個，他們結伙橫行，強力開闢生存空間，用他們自己的辦法向社會討公道、求補償，例如成群結隊喫館子，上澡堂子，坐車，看戲，都不付錢，而且動不動把館子戲院砸了。老百姓眾口流傳的順口溜把“四大害”擴充為“十大害”，傷兵入選。瀋陽市是東北軍政首長集中辦公的地方，傷兵還相當收斂，到了偏遠縣市，他們簡直沒有顧忌。陝西安康是我和文學結緣的地方，我手頭有一部《安康市志》，明文記載安康八二醫院傷兵激起公憤，民眾衝進醫院，殺傷四人，醫院連夜遷走。
我和傷兵有很多接觸，我納悶，他們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處。有一個傷兵對我說，他也很想發展軍民關繫，很想和老百姓起碼有點頭之交，無奈男人看見他就捂鼻子，女人轉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園散步，看見一個很可愛的小男孩，他走過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親的立刻把孩子緊緊抱在懷裡，向他怒目而視。他說我們是傷兵，隻能做壞事，不能做好事，我們進飯店白喫白喝，社會能接受，大家認為我們就是這麼個料子，我們做別的，社會不接受，認為我們不配干那個。
他說將領以前玩弄他，現在政府舍棄他。二十多年以後，我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玩塑膠小兵，排列陣勢，發現缺腿斷手的小兵，挑出來丟掉，我在旁想起瀋陽的傷兵，想了很久。
他說小時候信奉基督，後來想上教堂，他告訴我在瀋陽進教堂的經驗。他隻有一隻腳，腋下拄著大拐杖，禮拜堂的大門正對著講壇，牧師正在講道，他走進去的時候，會眾正在唱詩，他熟悉那首詩：
為你，為你，我命曾舍，
你舍何事為我？
為你，為你，我身曾舍，
你忍何辱為我？
他說，會眾看他走進來，立刻閉起嘴巴。他的拐杖落地，發出沉重的聲音，咚、咚、咚，他一步一步往裡面走，全堂聽眾都轉過臉看他，好像都在等待什麼。他忽然明白了，他聞到的氣味，看到的臉色，知道那些人等他退出去，認為他不該進來，他轉身往外走，他聽見禮拜堂的大門在背後關上。
他向我大聲質問：“我的上帝，你為什麼離棄我？”那年代教會使我們跌倒。後來我知道，不是上帝離棄我們，是上帝的代理人離棄我們，三十年後，我越過代理人，直接恢復信仰，有時想起那個傷兵，猜想他的靈魂在哪裡。
第二個原因是通貨膨脹。
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把東北定為經濟特別區，發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幣值穩定，減低腹地經濟波動的衝擊，這個目的並沒有達到。我們初到瀋陽的時候，瀋陽市的公共汽車和電車，一張車票三毛錢，另有私營的馬車代步，車夫沿街招攬生意，不斷喊著“一張票！一張票！”意思是花一塊錢就可以上車，你可以坐車到鐵西區內的任何地方，越區纔加收車資。沒過多久，這“一張票”居然變成十塊錢了。我把以後的發展提前寫在這裡，據《瀋陽市志》記述，兩年以後，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車車票一張漲。再過三個月，幣制改革，金圓券出籠，東北流通券三十萬纔換得！
且說我們當時，有一個大兵坐上馬車，下車的時候車夫向他收錢，他奪下趕車的鞭子，給車夫一頓狠狠地抽打。
郭班長審問他，問他為什麼坐馬車不付錢，他說，一個月的餉隻能買兩條麻袋，拿什麼付車錢？既然沒有錢，為什麼要坐馬車？軍人坐電車、坐公共汽車都是免費的啊。他說瀋陽市這麼大，街巷這麼復雜，我們外路人哪裡摸得清楚？誰知道該坐哪輛車？下了車誰又知道怎麼找門牌？
你不付錢，已經過分，為什麼還要打人？問到這裡，“被告”的語氣忽然激昂：“他根本不應該向軍人要錢，我要立下規矩，教他們知道軍人坐馬車也得免費，規矩立下來，你們也可以不花錢坐馬車。”
我在旁邊制作筆錄，聽到這番話怔住了。郭班長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來！”狠狠地打了他一頓手心。吩咐我“寫下來！把他說的話都寫下來！我們要專案報上去。”
情況越來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後來發生的事情提前寫在這裡。三個軍人坐一輛馬車，找個空曠無人之處，把車夫的雙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面粉口袋套住頭，推倒在地，三人趕著馬車揚長而去。他們一定是把馬賣了，把車也賣了，軍營似海，這個案子誰也無法海底撈針。
我記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來，他到瀋陽登臺公演，門票一張東北流通，愛好京戲的人想買票還得找門路。公演這天晚上，憲警在戲院四周每一個路口布下崗哨，文官的汽車，武官的吉普車，富商巨賈的私家馬車，一望如水如龍，平時看白戲的人個個坐在家裡死了心。
我聽見這樣的對話：
毛世來一張票憑什麼賣五千塊？
大米賣到一萬塊一石了，毛世來也隻是為五鬥米折腰。
我要把後來發生的事情提前寫在這裡。瀋陽市有一條街叫太原街，這條街很長，商店很多，街道兩旁擺滿的小攤，軍公人員領到薪餉，急忙跑到太原街，當時叫做“保值”。市價紊亂，“貨比三家不喫虧”，手裡攢著鈔票的人，一個攤位一個攤位問價錢，怎麼越值錢？還是開頭第一家價碼合算，急忙回到原處去買，這“第一家”居然比“最後一家”還要貴！“早晚市價不同”，貨比三家喫了虧。
於是國軍的“五強”作風，漸漸由關內帶到關外：強買，強賣，強借，強住，強娶。
強買，商家定的貨物，硬要二十塊錢買下來。強賣，拿著東西到商店推銷，明明隻值二十塊錢，硬要一百塊賣給你。強借，借用老百姓家的東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國人因為語言不通或腔調不同，互相輕視。有些士兵聽不懂東北話，東北人也聽不懂他的鄉音，借東西溝通失敗，自己升堂入室尋找，哪有工夫聽老百姓爭論，索性舉手就打，拿了東西就走。強住，軍人不帶著房子走路，隨地住在民家，眼睛隻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沒有。強娶，團長或師長級的帶兵官選中了對像要成親，他的年齡可能比嶽父大，說媒求親納采下聘樣樣按規矩來，花轎抬到門口，你還想怎樣？強娶的例子關內多，關外少，但是影響面很大。
“五強”本來是個榮譽。大戰結束，英美蘇並稱三強，美國從歐洲拉來法國，從亞洲拉來中國，合稱五強。那時“五強”經常掛在要人的嘴邊，嵌在報紙的大字標題裡，實際上中國的國勢很弱，老百姓把軍人違紀擾民的行為湊成五項，冠以五強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個原因是成立許多保安團。
幾乎人人都說，政府沒有收編東北的青年，犯下極大的錯誤。我到瀋陽以後知道，經過蘇聯紅軍占領和中共搶先接收兩番淘洗，等到國民政府的大員出現，“滿洲國”的軍隊已不存在。國軍也曾收容殘餘，編了兩個師，戰鬥力平常，軍紀也差。（據溥傑寫的文章說，日本根本不希望“滿洲國”有很好的軍隊。）第一批出關的軍隊也曾大量吸收東北青年入營，憲兵第六團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還奉命去監考。
然後，出現了一個又一個保安團，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團的番號。
保安團是就地取材的“民兵”，軍事當局先委派某人做團長，他再找營長連長，四處招兵。政府給他們的薪餉補給諸多不足，他們自己就地籌措，怎樣籌措呢？除了“五強”，他們不知道別的辦法。有個保安團長在鐵西區弄到一棟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帶著幾個護兵四處尋獵，衝進一個中年商人的客廳，搬走全套設備。商人到西區憲兵隊告狀，郭班長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廳。
我奉令去找那個保安團長，冒著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讓我進門，卻任我立正站在客廳裡，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喫白肉酸菜火鍋，我說話他裝做沒聽見。等到酒過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門告訴他，他必須把東西歸還原主，究竟哪一天歸還，現在必須給我一個答復。他站起來指著我，斥責我目無長官：“你給我回去，叫你們連長來！”谷正倫的靈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執行勤務，我現在代表連長，代表警備司令部，代表國家的法律。我給你三天時間，三天之內你一定要歸還。”說完，我離開他的家。
他沒有歸還。一個星期過去了，我以隊部名義起草報告，要求警備司令部處理。兩個星期又過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辭激烈的報告去催促，有幾句話是：軍隊是國家的命脈，而軍紀是軍隊的命脈，警備首長一再如此訓示，憲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飭軍紀，鍥而不舍，人微言重，要求長官決斷。朱連長讀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終於對“人微言重”四個字表示欣賞，算是批準發文。
然後，我們的努力實現了，保安團副官帶著大卡車送還家具。大概我在外面留下一點虛名，常常有市民寫“呈文”給我，申訴“五強”遭遇，信末寫著“謹呈上等兵王”。且慢高興，我把那些信拿給郭班長看，他說“燒掉”，我遵命燒信，心裡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