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南 《清詩流派史》

第三章 顧炎武

明末清初這一“天崩地解”的時期，產生了一位最j出的遺民詩人顧炎武(1613—1682)。有人說：“有明二百七十餘年間，詩人突起突落，有如勝、廣，卻成就此一大家。即清詩號稱跨越明代，然求如亭林之篤實光輝者，亦難與並。”①又有人說：“明遺民詩，吾深畏一人焉，曰顧亭林。……亭林之詩堅實，非以詩為詩者，而其詩境直黃河、太華之高闊也，……誰與抗手?”②他們都認為顧詩是明、清詩之最，特點是“篤實光輝”、“堅實”、“高闊”。而其所以能如此，則是因為他“非以詩為詩者”。

顧炎武作為一位詩人，他的傑出處，就在於“不為文人”(這種“文人”包括做世俗應酬文字的詩人)，而強調詩歌的現實性與戰鬥性。他本來“少為詞章有名”，“少年時，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為雕蟲篆刻之技”③，“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④。但是，後來他自編詩集時，把那些少作全部刪除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顧詩，使他和同時的大詩人都截然不同：“牧齋、梅村之沉厚，漁洋、竹垞之博雅以來亦所謂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詩人之詩也。若繼體風騷，扶持名教，言當時不容已之言，作後世不可少之作，當以顧亭林先生為第一。”⑤

顧炎武既然立志“不為文人”，自然不會在詩壇上開宗立派，更不肯附和到哪一個詩派去。但是，他的理論和創作卻對清詩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而本書特為他列一專章。

一 顧炎武的先進思想對其詩作的影響

顧炎武是人所共知的啟蒙思想家，他具有當時先進的思想，這種思想對他的詩創作起了決定性的指導作用。主要的一點就是宣傳“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

他在《日知錄》中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⑥後來梁啟超把這意思概括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後人以為這一思想是顧炎武首創的，其實當時這已是一種社會意識。明末廣東梅州布衣盧仲六，“其終也，召其子弟而訓之曰：‘天下將亂矣!……數十年後，朝廷不蹈東漢之轍，則為南宋之續耳。如其蹈東漢之轍也，是易姓也，不食其祿者無責焉也已。如其為南宋之續也，是亡國也，凡我草莽小民皆與有辱焉者也。汝曹力能救國則救國，不然，其守乃田園廬舍，毋事乃仇，貽乃祖宗羞!’……先生卒後二十年而明社屋。”⑦但是這兩段話盡管內容相同，顧說卻在盧說基礎上有了提高：盧說主要是消極地不合作，顧說則強調積極地鬥爭；盧氏隻是秘密地訓誡子孫，顧氏則著書立說，明昭大號於天下後世，而且本身就這樣身體力行了一生。

正是為了強調民族復仇，所以他還堅決反對理學中的心學一派，指責他們“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⑧。顧炎武和河朔詩派諸人不同正在此點。所以申涵光等人的民族氣節遠遜於顧炎武。

當時漢族大地主階級從階級利益一致性出發，和清統治者欣然合作。貳臣洪承疇之流還恬不知恥地宣稱：“弒吾君者(指李自成)吾仇也，誅吾仇者(指清統治者)吾君也。”錢謙益也說：“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古之人行之矣。”⑨顧炎武針對這些謬論，借古諷今地說：“文中經》之帝魏，謂‘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何其語之偷而悖乎!”⑩

綜上幾點，可見顧炎武的思想已經超越“忠於一姓”的觀念，而認識到平民對國家的責任，甚至能超越階級利益而堅持崇高的民族氣節。隻有明白了這點，我們纔能深透地讀懂他的詩。否則我們對他的“五謁孝陵，四謁宮”，會以為是“忠於一姓”，而不了解他其實是把皇帝作為政權的像征，作為國家和民族的像征。懂得這一點，對他的詩集以《大行皇帝哀詩》冠首，就體會到那是故國的哀歌，也是漢族的哀歌。

二 顧炎武的詩論反映在詩作上的特點

明人的風氣是空疏不學，清談誤國。顧炎武在《日知錄》裡指出：“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認為明朝滅亡就是“今之清談”即心學造成的。由此他提出一條文學創作原則：“文須有益於天下。”具體地說就是：“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很明顯，他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處在那一鬥爭激烈的時代，他對文學提出這種要求是自然而合理的。所謂“明道”，就是用詩文宣傳儒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紀政事”是記敘重大的政治事件，表示自己的觀感。“察民隱”是反映人民的痛苦和願望，揭露社會的黑暗面。“樂道人之善”是歌頌節士、志士，當然也鞭撻叛徒和奸佞。現存顧詩四百二十四首，完全可以按此分類，他是忠實地實踐了自己所揭櫫的創作原則的。

和當時許多遺民詩人一樣，他也深受杜甫影響，而且也是從明七子入手學杜的。這一點前人頗多論及。有的說：“(寧人)詩初自七子入，進而益上，心摹手追，惟在少陵。”有的說：“寧人詩甚高老，但不脫七子面目氣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