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十歲的女孩坐在一個空著的秋千上，她和坐在旁邊秋千上的社工聊著。那個小女孩問道：“你被強奸過多少次？”
這個問題問得漫不經心，仿佛隻是在談話中隨便一提。社工芭芭拉努力讓自己保持鎮靜。
“我說我從沒被強奸過，她覺得很喫驚。”芭芭拉回憶說。
“‘我以為大家都被強奸過呢。’”她記得那個女孩這麼說。
“她的朋友們在學校談到這個，”芭芭拉說，“都是家常便飯。”
那是芭芭拉在談到性虐待大肆蔓延，侵擾美國無數家庭時的一段開場白。那個女孩是芭芭拉在高危兒童輔導項目中的第一個個案，老師們發現學生們有在生活中遇到麻煩的跡像，便把她們委托給社工。芭芭拉在新英格蘭的一個鎮上努力為十三個男孩女孩提供幫助，其中有十二個人受過性騷擾，她說。她們經常坐在她身邊，坐在秋千上，或者坐在車上，對她講述那段經歷，這樣就不必看到她的面部反應。那個十歲的女孩正被自己的父親施暴。後者已經六十七歲了。
芭芭拉很好奇她長大成人後會是什麼樣子。她母親酗酒成性，她經常出入寄養之家。“這樣一個甜美的小女孩，”芭芭拉說，“真的很慘。她能熬到二十歲都算不錯了。”
熬下去。那是芭芭拉最樂觀的一種預測，她的預測差點就對了。十八歲的時候，這個年輕女子懷孕了，而且不清楚三個男人中哪個是孩子的爸爸。
在貧困邊緣生存的女性中，有很多竟然都是性虐待的幸存者，這令人意想不到。她們遭受的創傷就像一大筆債務，在發生以後的很長時間內把她們壓垮。但和債務不同的是，她們不能通過宣告破產來將它抹去。她們的未來因她們的過去而殘缺不全，在她們解釋自身情況的時候，它會不期而至。有時在我們第一次談話時，她們就將這段過去坦誠相告，有時在我們見了四五次面之後，她們纔會拐彎抹角地說出來。雖然我從未問過那個問題，但是我采訪過的貧窮女性終歸會提到她們小時候曾經遭受性虐待的事情。
我和一位名叫卡拉·金的年輕母親見面僅半個小時之後，她就告訴了我關於她的故事。我隻問了關於她家庭的情況。“我父親在我還小的時候就猥褻了我，”她直白地說，“我丈夫不知道這件事情。我當時十二歲。他一整年都在撫弄我。我父親喝醉了。我把自己鎖在房間裡。醒來的時候，他在我身上，我把他推下去。他說，‘爸爸和女兒就是這樣相處的。’”
“你知道這是不對的，”卡拉繼續說道，“但是你不知道要對誰說這個事情。我待在一個朋友的家裡。我告訴我母親，而她卻說，‘那沒什麼，你父親喝醉的時候也會對我那樣子，不過那種事情不會再發生了。’”
當一名女性對一個陌生人袒露這麼令人羞於啟齒的恥辱，事情的嚴重性可見一斑。她在談到自己生活中的種種缺陷時，總會追溯那些傷害了她童年的人在她身上留下的恥辱印記和令她厭惡自己的感受，這些殘缺能夠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軌跡：她沒有選對過男性伴侶，她有很深的不信任感，情感上的疏離，無法產生愛慕之情。看來，那種虐待的影響至深，無法掩飾。
性虐待困擾著所有階級，所有種族。在這個更加開放的時代，更加開放的社會中，人們往往會更加坦率地討論這個問題，因此美國人已經越來越意識到這個問題，並為此感到震驚。受害人克服了她們不該有的羞恥感，控訴神父、叔伯、家人的朋友和父親們。然而還有很多情況被隱瞞了起來，所以還有很多問題找不到答案。窮孩子比有錢人家的孩子更容易受到傷害嗎？物質匱乏的家庭是不是也缺乏保護他們的孩子，讓他們免受這種難以磨滅的傷害的方法？性騷擾在不安寧的家庭中是不是更加普遍？這些家庭中隻有單身母親，男友如走馬燈一般，有人酗酒、吸毒，還有大人深夜值班工作時間很長，不在家中。
眾所周知的是，這種創傷和窮人們身上常見的殘疾一樣，會使人日漸衰弱。無助感會漸漸侵入一個遭受性虐待的孩子的內心。如果像許多受害者聲稱的一樣，這種感覺會延續到成年階段，那麼它可能會摧毀人們的信念，讓她們認為生活是不可控的。她們喪失了生活由自己做主的信念，也不相信現在做出的選擇能改變今後的生活。一種令人失去勇氣的無力感開始出現在她們心中，而且其他不利條件也在剝奪那些身處或瀕臨貧窮困境的人們做出改變的能力，兩種因素混合在一起，侵蝕著她們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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