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身處危機的作家之間的對話
本文來自1961年3月至4月間，我在瑞士、瑞典、挪威、丹麥的許多城市發表的講話。未出版。
幾天以前，我遇到一位作家同行。他對我說：“我處於危機當中。”我回答說：“啊，你也是這樣。我感到高興。”
我和這位朋友很少見面，每年隻有一次，或者連一次都沒有，但我們會不時通信。無論是寫信還是面談，我們的想法總是彼此相反。他對我說，我們這個世紀的文學完全是錯誤的，是一種理智主義的、干巴巴的、從根本上來說是通過事先考慮好的指責為基礎編造出來的文學。他對我說，應該回歸情感，回到19世紀偉大作家那種直接貼近生活的做法。我反駁他說，文學應該表達現代的生活，它的嚴酷，它的節奏，也包括它的機械性和非人性，以便找到當今人類生活真正的基礎。
在討論當中，我們都傾向於將自己的立場發展到極致：我堅持己見主要是為了讓他發火，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因為我相信自己所說的話；他更是堅持己見，尤其因為他相信自己所說的話，而且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讓我發火。
所以，幾天前見到我時，他說：“我處於危機當中。”然而我回答說：“噢，好啊，你也是這樣！”我這樣說，並非由於我殘忍地享受他人的痛苦，而是因為一位作家處於危機當中（一位作家將自己的工作建立在與世界的一種特定關繫的基礎之上，而當這種關繫顯得並不合適時，就需要找到另外一種關繫，用另外一種方式去觀察人和事物的真實情況，以及人類歷史的邏輯）是唯一可以使他有所收獲的狀態，也使他能夠接觸到某種真實的東西並寫出人們恰好需要閱讀的東西，盡管他們並沒有覺察到自己需要那些東西。
“創作的時候，我們會強行改變生活，無論是出於道德主義和理智主義，其結果都是一樣的，”我的朋友說，“所有人，包括我在內，我們強迫自己書中的人物采取荒唐的舉止。”這種話從我的對話者嘴裡說出來，顯得非常奇怪，因為他的作品正是以極端簡單的內容，以及人物那些樸實、日常，從來不會受到強迫的情感而著稱。
“你說過那些情感是荒唐的，但那纔是正確的做法，”我回答說，“因為表現我們時代的生活，就意味著讓其中沒有明確表達的東西發展到極致的結果，使其中所有的戲劇性情節得到發展，或許直到創作出一部悲劇。”那位朋友斜眼看看我，而我也明白他在想什麼：對於看到生活悲劇性的一面，我從未表現出興趣，因為我的願望更多是對現實滑稽的或者是喜劇性的變形。
不過，他沒有這樣說，而是沿著另外一條線索繼續說了下去。“要想創作出悲劇，”他說，“就隻有完全貼近生活，貼近人類現實。這種貼近是快樂的，是沒有保留的，也不包括我們知識分子進行的任何爭論。沒有幸福感，就不可能稱之為悲劇。隻有我們能夠表達人類生活的快樂時，纔能真正具有悲劇性。”我的對話者以他通常那種沉重的口吻，說出了對於生活的快樂的頌揚之詞。他是一個陰郁、憂傷、不苟言笑的人。
“然而，生活是可怕的！”我抗議道，同時放聲大笑。
我們環顧四周。我們見面的地方，無論他還是我都不常去。那是羅馬威尼托大街的一間咖啡館，它所在的那條街因費裡尼的《甜蜜的生活》而世界聞名。在那裡，一切都顯得低能和無聊。轟動的丑聞彼此交織，一切都顯得了無滋味和缺乏意義，像是處在地獄邊緣的那個無辜而悲傷的地方，一個死人之鄉，籠罩著幻覺般的快樂色彩。我們談論悲劇與幸福，而我們周圍是一處由虛假的愉悅生活、虛假的興奮和虛假的財富構成的景像。
長龍般的汽車因為習慣性的交通堵塞而一動不動地停在那裡，車主們瘋狂地踩剎車，還演奏起汽車喇叭的大合唱。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正在奔赴愚蠢的愛情，櫥窗裡展示著完美而無用的商品。
我們下面是一個敞開的空洞洞的深淵。那個下午，在羅馬，我和這位叫作卡爾洛·卡索拉的作家坐在一起，他是《法烏斯塔和安娜》（Fausto e Anna）和《布貝的女友》（La ragazza di Bube）的作者。在我們這個歡樂和現代化爆發的意大利，這位作家還在創作那些帶著淡淡憂傷，發生在外省的簡單而樸實的故事。
“在我們這個時代……假如誰能夠無視我們這個時代，去尋找那些深層的東西，而非表面現像，尋找那些會流傳下去的東西，而不是短暫的特征……他就能真正地表現我們這個時代。”卡索拉說。
“不過，需要去經歷這個時代，投身其中，經受它的折磨……”我說。
“不，要拒絕它，不接受它提出的那些理由，甚至不去讀報紙。”卡索拉說。
接著，我說：“明天的文學將在我們身上誕生，我們始終精神渙散，焦慮，如饑似渴地吞噬那些印刷品，並且因為道路的擁堵而神經緊張……”
卡索拉說：“我們能夠通過其作品見到那個時代真正景像的所有作家，都被同時代的人認為是不合時宜的作家，而這僅僅因為他們不符合潮流……”
就這樣，我們緩慢而又固執地繼續爭論下去。我是為了讓卡索拉發火，不過一定程度上也相信我所說的話；卡索拉相信他所說的話，但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讓我生氣。然後，我們就分開了。他回到小城托斯卡納做他的教師，過著他那平靜、孤獨、專心致志的生活，把那些古典作品一讀再讀。我回到自己就職的意大利北部那家大出版社，去吞噬世界上那些被印刷出來的、汪洋大海般的、無用的紙張。我回到始終處於運動當中的生活，回到工業運動中緊張的神經，它們沒有一分鐘停歇和聚精會神。為了達到人類永恆的真理，卡索拉又回去講述那些農村姑娘在家中度過的漫長下午。而為了表達現代生活節奏，除了描述查理曼大帝衛兵們的戰爭和決鬥，我找不到更好的故事。
我們中哪一個更超脫於現實之外呢？或許我們兩個都是？或者兩個都不是？意大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國家，意大利是一個千面之國，它具備作為明日小說誕生之地的所有條件。然而關於這一點，如今我們能說的也隻有：明日的小說，恰恰是我們今日最無法預料的小說。現在的意大利，一方面是一個非常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國家，社會福利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又是一個老派、一成不變、非常貧窮的國家。要想獲得對世界的完整想法，哪一種情形更好呢？我們既有底特律，也有加爾各答，如今一切都混雜在一起，北方與南方，先進科技和貧困地區，不同的思想意識彼此共存，相互影響，緊緊纏繞在一起。假如一個小說家希望從整體上對這個世紀的痛苦進行概括和表現的話，這種情形或許是最合適不過的了。盡管如此，就在此時此地，我們的問題是：還有必要寫小說嗎？
假如需要講述代表我們這個社會的狀況、風俗的變遷，並對社會問題進行梳理的那些故事，那麼借助電影、新聞，還有社會學論文，就已經足夠了，而且還有富餘。
如今，電影非常善於講故事，懂得如何捕捉社會關繫中的精髓，描繪環境，提出和解決日常行為、情感和道德方面的問題。當然，我們應該說，電影看似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通過面孔和環境來表現的明顯真理，其實是一種幻覺。在電影放映機下，每個真理都會變成一種手法、修辭和謊言。假如說電影在很大程度上縮小了小說的範圍，那並非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具有重要的價值，而是因為電影經過的地方，寸草不生。很多作家仍舊在進行小說創作，以便與電影競爭，然而，他們也僅僅是在詩歌上獲得了很少的結果。電影所占據的環境、人物和情景，文學再也無法靠近，因為它們的內部好像受到了白蟻的啃食，手一旦靠近，立刻就會化作灰塵。
每天和每周出版的印刷品，日復一日地跟蹤和記錄風俗現像，解除了文學所承擔的對自己所處的時代進行細致反映的任務，而在19世紀，這正是它的義務與快樂所在。然而，每天緊張而不停地翻閱那些墨跡新鮮的報紙，我們又得到了什麼呢？僅僅是獲悉所有那些不重要的信息。假如仍有很多小說家與這種對事實進行詮釋的方法進行競爭，希望能夠寫出某種更加深刻的東西，試圖在他們的小說中記錄下風俗的變化、時尚和談話、上流社會的生活，那麼其實我們也看到，他們不會超出一個時期報紙上的新聞，以及幾乎是用錄音機記錄下來的一些表達方式，他們也不能超出一種模稜兩可的道德主義，因為這種道德主義已經成為它奢望懲罰的那個世界的親密同謀。在世界文學當中，就在我們這個世紀，描述上流社會和搬弄是非的著名小說變成傑出詩歌作品的例子並不少見。但是，即使在這片土地上，好像也無法再長出任何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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