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文心雕龍》研究蓬勃發展，各種論著猶如雨後春筍，項巨大的需要時間、學養和功力的宗教文化工程。及至“證功”完畢，劉勰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回眸來路，竟隻孑然一身。名僧僧祜以七十四歲高齡圓寂了，太子蕭統則以三十一歲的黃金年華匆匆“歸位”，曾經“垂夢”給他的“大哉聖人”，又在哪裡呢？劉勰是心有靈犀的，精深微妙的佛經終於沁入了他的靈魂，遂使他毅然“先燔鬢發以自誓”，“啟求出家”了。而痴迷於佛的梁武帝竟慨然“敕許之”，讓為蕭氏王朝奉獻了畢生纔智的劉勰“於寺變服”，“改名慧地”，葉落歸根了。不到一年，劉勰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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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原道第一

征聖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辨騷第五

明詩第六

樂府第七

詮賦第八

頌贊第九

祝盟第十

銘箴第十一

誄碑第十二

哀弔第十三

雜文第十四

諧譫第十五

史傳第十六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詔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封禪第二十

章表第二十二

奏啟第二十三

議對第二十四

書記第二十五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情采第三十一

镕裁第三十二

聲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麗辭第三十五

比興第三十六

誇飾第三十七

事類第三十八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

【題解】

《時序》篇主要論述詩文發展與時代演變的關繫，得出了“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的結論，集中地體現了劉勰的文學發展史觀。其價值和意義主要不在於它對文學發展歷史的梳理和總結，而在於它對文章寫作和鋻賞、批評的指導作用。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是《時序》篇貫徹始終的紅線，圍繞這個基本觀點，在指出唐、虞、夏、商、周、漢、魏、晉、宋、齊十代詩文特點時，突出地強調不同時代文學在內容、風格、表現形式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其根本原因在於特定歷史階段的“世情”和“時序”。全篇以此為中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政治教化的影響。劉勰從相對的兩個方面突出了政治教化的影響，表現了詩文創作是時代政治的反映，時代政治不斷變化，詩文思想內容也隨之變化，“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也”。時代的推移，政治教化作用，不僅造成詩文內容上的不同，也引起詩文格調的變化。二、學術氛圍和學術思潮的影響。一個社會或一個朝代，其學術氛圍或學術思潮，對詩文的影響也是十分顯著的。劉勰認為，戰國時期，學術上的百花齊放是由於“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飚駭”的思潮影響，而以齊楚為中心的文人們則受當時縱橫學派的影響，出現了以屈原為代表的“出乎縱橫之詭俗”的文人，並具體地指出鄒衍、騶爽、屈原、宋玉等人華美的辭章、飄逸的文采，都是由於縱橫家們遊說詭辯的風格所致。在論述東漢文學時，儒學風氣的盛行，使詩文作者們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感染，出現了內容尚禮法，風俗尚儒雅之作。論及晉代文學時，劉勰更進一步指出漢魏以來清談為尚，一時間談玄成風。到了東晉建都江南後，談玄之風有增無減，言必老莊，遠離實際，文學甚至成了玄言的講義，可見其影響之深廣。三、統治者的倡導和貶抑。《時序》中，劉勰突出地強調了君主的喜好和提倡對詩文的發展和詩壇風氣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四、詩文自身的繼承和發展。劉勰在論述以上三個方面影響詩文創作和發展的外部因素時，還涉及了詩文創作和發展的內在因素——詩文自身的繼承和發展。《文心雕龍》中論及詩文繼承和發展的篇章較多，其中最繫統的是《通變》。《通變》篇通過對黃帝、唐、虞、夏、商、周（包括楚）、漢、魏、晉（包括宋初）等朝代詩文創作及其發展狀況的考察，總結了詩文繼承和革新的歷史經驗，並揭示了當時文風浮靡訛濫的原因。而在《時序》篇中，劉勰對這個問題的論述，突出地表現在他對《楚辭》的評論中，劉勰認為，屈原、宋玉的作品具有獨到之處，超過了《詩經》。同時又強調指出騷賦對漢代文學的巨大影響。

需要強調的是，劉勰認為屈原、宋玉的文辭光華，籠罩《雅》、《頌》的原因，是由於受到縱橫家的影響。這一點可以說是劉勰獨抒己見的地方。

《時序》作為《文心雕龍》中專門論述文學發展歷史的篇章，它與《通變》篇互為表裡。

《通變》篇專論詩文寫作中的會通和適變、繼承和革新問題，意在糾正當時文壇上“競今疏古，風末氣衰”的弊端。與《通變》篇比較而言，《時序》篇是通過闡述不同朝代的不同詩文特點及形成原因，具體論述了詩文與社會生活的關繫，指出時代的變化發展是詩文演變的最主要因素，揭示了詩文發展的外部規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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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在我國古代文論史上，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一部影響深遠的皇皇巨著。它體大思精，籠罩群言，隱括千古，包舉宏纖，向為歷代學人所重，且與古希臘亞裡士多德之《詩學》齊名，都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珍品。

《文心雕龍》成書於中古時期南朝的齊末梁初，迄今已一千五百餘年，有多種不同的版本，輾轉承繼，薪火相傳，且與時俱進，每有新成。惜其初始的版本，已杳無影蹤。現在能夠查尋到的最早版本，是唐朝學人留下的手抄本殘卷，錄有《征聖》（第二）至《雜文》（第十四）的十三個整篇，以及《原道》的篇尾和《諧隱》的篇題。原藏甘肅敦煌鳴沙山千佛洞第二八八窟，直到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始被發現。後又被斯坦因竊攫，現存倫敦大英博物館。宋代原已有了《文心雕龍》的刊本，《宋史·藝文志》即有“辛處信注《文心雕龍》十卷”的記載，卻亦已散失。惟南宋時編刻的《太平御覽》中，摘錄有《文心雕龍》原文四十三則，涉及《原道》、《宗經》、《神思》、《定勢》等二十餘篇，計九千八百六十八字，占了全書的四分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嘉興郡守劉貞刻印的《文心雕龍》，是我國現存的最早刊本，珍藏於上海圖書館，1984年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清以來的研究者，莫不將它與唐寫本殘卷和《太平御覽》之摘錄，引為刊刻或校勘的依據。明代有多種版本梓行，大都融入了學者們的校勘、音注、評點和序跋。其影響較大的注本，當以梅慶生的“音注本”和王惟儉的“訓詁本”居先；評本則以楊慎本和曹學佺本為上。清乾隆年間，黃叔琳的《文心雕龍輯注》問世，繼由紀昀予以評騭，並於道光年間“合二為一”。它們承上啟下、綜合集成，代表著清代《文心雕龍》研究的最g成就。清末民初，李詳完成《文心雕龍補注》一書，針對黃氏《輯注》“補其罅漏”、“正其遺失”，計一百三十四條，亦廣為後人所借重。

“五四運動”前後，黃侃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課程，將其講義分批輯為《文心雕龍札記》一書，重在評釋，先後數次刊印，是為現代《文心雕龍》研究的先驅之作。此後三四十年間，範文瀾的《文心雕龍注》（原名《文心雕龍講疏》）、劉永濟的《文心雕龍校釋》、王利器的《文心雕龍新書》（後經修正，更名為《文心雕龍校證》）、楊明照的《文心雕龍校注》先後出版，並相繼修訂再版。它們資料豐贍，考證篤實，辨誤析疑，繼往開來，已是海內外公認的傳世之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張光年等首發白話翻譯《文心雕龍》之先聲，隨即有陸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龍選譯》，郭晉稀的《文心雕龍譯注十八篇》出版，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更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龍今譯》，賀綏世的《文心雕龍今讀》等多種論著問世。他們分別以範、劉、王、楊諸家的著作為主要參照，釋義清通，雅俗共賞，影響廣泛。六七十年代，臺灣有多位學者出版《文心雕龍》著作。其中，張立齋的《文心雕龍注訂》和《文心雕龍考異》，對範、楊之作嚴加考辨，兼有指瑕、正誤之功。1995年臺北“中央研究院”，將其《文心雕龍考異》與範文瀾之《文心雕龍注》，詹镆之《文心雕龍義證》，一並選入古籍文獻電子資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