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作者劉震雲和導演馮小剛du家授權的小說和電影故事完整版作品，也是首次面世的劉震雲電影版《一九四二》。

劉震雲的小說為調查體，簡潔而不著一筆作者態度，卻準確還原了1942年中國的大時代環境。極為苛刻卻慧眼獨具的王朔，對劉震雲的《溫故一九四二》不吝贊譽，力薦給馮小剛。馮小剛說：“我一口氣看完，使我對本民族的認識產生了飛躍”，從此“把一九四二烙在了心上……”

電影故事經19年打磨，數易其稿，爐火純青。書中馮小剛長序為難得一見的“驚世之言”，詳盡記述了《一九四二》問世的艱辛與坎坷，ji具震撼力！

《溫故一九四二》是作家劉震雲的中篇調查體小說，講述了一個關於饑餓的故事。一九四二年，中國抗日戰爭處於戰略相持階段，河南大旱，三千萬民眾離鄉背井去陝西逃荒。“我”重溫那段歷史，采訪了“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記憶，記錄了這場幾乎已被這個民族淡忘的災難。

小說出版後，王朔幾次力薦馮小剛拍成電影，然而從小說到電影，立項、駁回、修改、再立項……經歷了十九年的艱辛，《一九四二》纔得以公映。劇本中，劉震雲以地主老範、長工栓柱、佃戶瞎鹿與媳婦花枝一家等災民的逃荒之路為主線，以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等人的四處斡旋、蔣介石國民政府的不堪境況為副線，比小說更立體生動地再現了河南天災時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態度。

劉震雲，1958年5月生，漢族，河南延津人，北京大學中文繫畢業，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曾創作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廢話》《手機》《我叫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喫瓜時代的兒女們》等；中短篇小說《塔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溫故一九四二》等。

其作品被翻譯成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瑞典語、捷克語、荷蘭語、俄語、匈牙利語、塞爾維亞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波蘭語、希伯來語、波斯語、阿拉伯語、日語、韓語、越南語、泰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等多種文字。

2011年，《一句頂一萬句》獲得茅盾文學獎。

2018年，獲得法國文學與藝術騎士勛章。

根據其作品改編的電影，也在國際上多次獲獎。

序：

不堪回首天道酬勤馮小剛

小說：

溫故一九四二

電影：

一九四二

我姥娘將五十年前餓死人的大旱災，已經忘得一干二淨。我說：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餓死許多人!”

姥娘：

“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歲。與這個世紀同命運。這位普通的中國鄉村婦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後是人民公社社員。在她身上，已經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國歷史。沒有千千萬萬這些普通的肮髒的中國百姓，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反革命歷史都是白扯。他們是最終的災難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歷史歷來與他們無緣，歷史隻漫步在富麗堂皇的大廳。所以俺姥娘忘記歷史一點沒有慚愧的臉色。不過這次旱災餓死的是我們身邊的父老鄉親，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記還是稍稍有些不對。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這牽涉到另一場中國災難——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溫和，雖不識字，卻深明大義。我總覺中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仍給人以信心，是因為有這些性情溫和、深明大義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懷叵測、並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著一位鄉村醫生，現在姥娘身體很好，記憶力健全，我母親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時候的一舉一動，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記憶裡。我相信她對一九四二年的忘卻，並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觸目驚心，而是在老人家的歷史上，死人的事確是發生得太頻繁了。指責九十二年許許多多的執政者毫無用處，但在哪位先生的執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經常、到處被活活餓死，這位先生確應比我姥娘更感到慚愧。這個理應慚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孫，決沒有發生饑餓。當我們被這樣的人統治著時，我們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後怕嗎？但姥娘平淡無奇的語調，也使我的激動和憤怒平淡起來，露出自嘲的微笑。歷史從來是大而化之的。歷史總是被篩選和被遺忘的。誰是執掌篩選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後我提起了蝗蟲。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後，發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蟲。這一特定的標志，勾起了姥娘並沒忘卻的蝗蟲與死人的聯繫。她馬上說：

“這我知道了。原來是飛螞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螞蚱把地裡的莊稼都喫光了。牛進寶他姑姑，在大油坊設香壇，我還到那裡燒過香!”

我說：

“螞蚱前頭，是不是大旱？”

她點著頭：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還出不了螞蚱。”

我問：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個幾十口吧。”

這就對了。一個村幾十口，全省算起來，也就三百萬了。我問：

“沒死的呢？”

姥娘：

“還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現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經不在了。二姥娘死時我依稀記得，一個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時我已二十多歲，記得是一顆蒼白的頭，眼瞎了，像狗一樣蜷縮在灶房的草鋪上。他的兒子我該叫花爪舅舅的，在村裡當過二十四年支書，從一九四八年當到一九七二年，竟沒有置下一座像樣的房子，被村裡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問：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沒有逃荒。東家對我好，我又去給東家種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厲害嗎？”

姥娘比著：

“怎麼不厲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煙。”

這就是了。核對過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當過支書，大事清楚，我一問到一九四二年，他馬上說：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樣？”

他吸著我的“阿詩瑪”煙說：

“一入春就沒下過雨，麥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塊顆粒無收；秧苗下種後，成活不多，活的也長尺把高，結不成籽。”

我：

“餓死人了嗎？”

他點頭：

“餓死幾十口。”

我：

“不是麥收還有三成嗎？怎麼就讓餓死了？”

他瞪著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軍糧了？不交稅賦了？賣了田地不夠納糧，不餓死也得讓縣衙門打死!”

我明白了。我問：

“你當時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歲吧。”

我：

“當時你干什麼去了？”

他：

“怕餓死，隨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範克儉舅舅。一九四二年，範克儉舅舅家在我們當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我姥爺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長工。東家與長工，過從甚密；範克儉舅舅幾個月時，便認我姥娘為干娘。俺姥娘說，一到喫飯時候，範克儉他娘就把範克儉交給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褲腰裡。一九四九年以後，主子長工的身份為之一變。俺姥娘家成了貧農，範克儉舅舅的爹在鎮反中讓槍斃了；範克儉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銀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說她嫁到範家一天福沒享，就跟著受了幾十年罪，圖個啥呢？因為她與範克儉舅舅結婚於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幾十年中，我家與範家仍過從甚密。範克儉舅舅見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親眼見俺姥娘拿一塊月餅，像過去的東家對她一樣，大度地將月餅賞給叫“娘”的範克儉舅舅。範克儉舅舅臉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與範克儉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樹下(這棵槐樹，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憶一九四二年。一開始範克儉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這時我想起他是前朝貴族，不該提一九四九年以後實制，便說是民國三十一年。誰知不提民國三十一年還好些，一提民國三十一年範克儉舅舅暴跳如雷：

“別提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壞得很。”

我喫驚：

“三十一年為什麼壞？”

範克儉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燒了一座小樓!”

我不明白：

“為什麼三十一年燒小樓？”

範克儉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嗎？”

我答：

“是呀，是大旱!”

範克儉舅舅：

“大旱後起螞蚱!”

我：

“是起了螞蚱!”

範克儉舅舅：

“餓死許多人!”

我：

“是餓死許多人!”

範克儉舅舅將手中的“阿詩瑪”煙扔了一丈多遠：

“餓死許多人，剩下沒餓死的窮小子就滋了事。挑頭的是毋得安，拿著幾把大鍘刀、紅纓槍，占了俺家一座小樓，殺豬宰羊，說要起兵，一時來俺家喫白飯的有上千人!”

我為窮人辯護：

“他們也是餓得沒辦法!”

範克儉舅舅：

“餓得沒辦法，也不能搶明火呀!”

我點頭：

“搶明火也不對。後來呢？”

範克儉舅舅詭秘地一笑：

“後來，後來小樓起了大火，麻稈浸著油。毋得安一幫子都活活燒死了，其他就作鳥獸散!”

“唔。”

是這樣。大旱。大饑。餓死人。盜賊蜂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