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來，無政府主義者都是傻瓜。一九二四年我高中畢業，即使在我的少女時代，人們依舊認為無政府主義者是群精力過度充沛、滑稽可笑的天真放浪之徒。當時，激進派們還相信“行動宣傳 ”那套理論，時不時地對著政府首腦開一槍或扔幾個炸彈。依我看，那些認為無政府主義者可笑的家伙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人活一生，難免在某件事上淪為傻瓜，比如愛情、宗教以及內心湧動的崇拜和欽佩之情。事實證明，我有幾位朋友三者都占全了。但我的經歷卻是另一個故事。

我並非天生的無政府主義者，這條皈依之路是由閱讀開始的。某天在大街上，有人給了我一本小冊子，那是我首次接觸到無政府主義。當然，其中也有表哥喬的影響。我們是第三代表親，幾乎談不上血緣關繫，但青少年時期，我倆曾跟隨母親出入教堂，參加救助窮人的慈善活動。母親臨時起意，決定捐贈些舊衣服，包括散發著霉味的羊毛外套、褪色的校服背帶裙和成堆的男士禮帽。然而，母親卻害怕那些前來領衣服的窮人。教堂的地下室潮濕且陰冷，我們仨站在桌子後面，母親懇求大家遵守秩序，排隊領取，不僅如此，她還湊到我耳邊叮囑，不讓我踫那些窮孩子；而此時，喬則小聲地向我講述著為什麼我們的衣服多到穿不完，但窮人卻衣不蔽體。

我出生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的馬德拉斯，父親是公理會派的牧師。我六歲時，全家搬回費城居住，雖然我當時還小，但這段記憶依舊殘存。父親是懷著巨大的幻滅感離開教會的，在印度這個充滿苦難的國家，教派之間經常內訌不斷，父親被折磨得身心俱疲。在美國學校裡，我的印度口音被同學們嘲笑，一群女生天天欺負我，追得我滿處跑。

成年後，朋友們一聽說我來自牧師家庭，就紛紛打趣說，我家裡住著群宗教狂熱分子。難道不是嗎？雖然我自己也這樣認為，可事實上，在我成長過程中，所謂的宗教狂熱早已消耗殆盡。父親隻是個禿了頂、整天疲憊不堪的牧師，和同行們沒什麼兩樣，每次布道都是喃喃自語一通，不想看任何人的眼睛。相比之下，母親則虔誠得多，甚至願意不顧一切地投入慈善事業。

我討厭婦女救助會，她們經常在我家客廳踫頭，令人無法忍受。周日課堂也單調乏味，可憐的母親在那裡教課，整天講些無可救藥的陳詞濫調。上高中時，我背上了惡名，因為我喜歡褻瀆聖母瑪利亞，對著她冷嘲熱諷。比我更離經叛道的就隻有喬了。某次在學校大禮堂，他遞給我一張紙條，這家伙居然在模仿集會上宣讀的聖歌。（雙手干淨、心靈純潔的人一定是用硼砂水洗過。）

喬總是最理解我的人。他居然對我來電了，那是個寒冷的秋日，我在公園聽幾位演講者講述薩科和萬澤提的故事。我倚著榆樹，看見喬大步向我走來，他雙腿修長，頭發向後梳著，油光水滑的。

“他們以為我在圖書館學習呢。”我說。

“你的確在學習，薇拉。”

“我已經待了一會兒了。”我說，“你不冷嗎？我都快凍僵了。”為了增強效果，我特意打了個寒戰，然後把手貼在喬的臉頰上，好讓他感受到寒意。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在某個瞬間，我的確對他動心了。喬摘下圍巾，圍在我肩膀上，然後又走近一些替我繫好。“暖和點了嗎？”他說。當時，氣氛真的很溫馨。

探討世界觀，交換意見，憤慨，發脾氣，我們的愛就是如此瘋狂，如此充滿激情，有什麼錯嗎？談天說地時的引經據典，靈感的突然迸發，這種交流實在美妙至極。我們倆曾和工人一起，在紡織廠擔任糾察員——當時是周六下午，父母還以為我倆去看電影了。我和喬搭乘有軌電車，混到人群中參加示威遊行。喬步速很快，我們與大聲喊叫的男學生一起擠到了隊伍前方。我站在喬身邊，發覺自己也在聲嘶力竭地叫嚷。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公眾遊行，第一次看到嶄新的自我。

喬比我大一歲，高中畢業後在印刷所擔任管理職務。他喜歡在社會上闖蕩，也喜歡輪轉印刷機和凸版膠印，但這份工作相當耗時，一干就是幾個鐘頭。我也有弟弟要照顧，每周六，我都推著嬰兒車，帶胖乎乎的小羅伯特去公園遛彎，喬也跟我一起，他會幫忙推車，這樣我纔能挎著他的胳膊。

母親以為我倆要談婚論嫁，這完全是誤解。我們根本沒打算結婚。我們決定終生廝守，但不需要用一張紙來證明。我真心喜歡這個主意——愛，就要純粹，用不著政府說三道四，也無須宗教人士批準。“合法婚姻”這四個字本身就是對我倆乃至全人類的極大羞辱。我無法容忍妹妹的說辭：“不登記喬跑了怎麼辦？他隨時可能甩了你。你想當棄婦不成？”太過分了。這既是對喬的污蔑，也是對我的輕視。

即便與家人同住，我倆也不改初衷，連叛逆都光明正大。坦率是必需的，容不得一絲作假。父母雖是神職人員，但並不像其他牧師家庭那樣保守嚴苛。他們沒把我送到遠親家，也沒將我鎖進臥室。但喬卻被拒之門外，他多次來訪都未能成功。“你認為我倆會任你胡作非為，原諒你的荒唐舉動嗎？別做夢了。”媽媽聲色俱厲地說。“我們必須遵守戒律。你難道不懂得上帝無處不在嗎？你認為自己能超越上帝嗎？”父親也站在牧師的立場規勸我。

憤怒也許會讓我的態度更堅定，但眼淚我就招架不住了。爸爸居然在哭泣！我那辛苦操勞、殫精竭慮的爸爸。他在牆那邊哽咽，喘息到痙攣，發出一種極不自然的聲音。我和喬究竟在做什麼？我們是不是太盲目、太激進了。就像我的小學同學瑪麗?伊麗莎白，她認為領聖餐前絕不能喫葡萄干。一粒葡萄干而已。在典禮上說話又能怎樣？有誰在乎？殘忍會是更好的選擇嗎？喬同意這個觀點，但他卻難掩尷尬，隻能擺出一副似笑非笑的怪表情。我不想看他的臉，這簡直是對我倆的傷害。所以，歸根結底，我們都要披上偽善的外衣。手捧橘黃色鮮花站在大家面前，我心裡在想：我很開心，但一切都是假裝的。也許每個人在婚禮上都這樣想吧。

我們在費城住了兩個月，那間公寓距紙盒廠很近，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廠房的屋頂。待條件允許後，我們立刻遠離家人，搬到了紐約一個不為人所知但氣氛相當自由的街區。剛開始，我倆棲身於逼仄、偏僻的寄宿公寓，後來，隨著交際圈日益廣泛，我們搬入了村子，鄰居是一對叫貝琪和諾曼的夫婦，還有單身漢理查德以及他的寵物狗巴枯寧。偶爾也有其他人來。我非常喜歡這裡。

和他人不同，我們不怎麼喝酒，事實上，我們並不需要喝酒——沒有酒精的力量，我們照樣大喊大叫，為某些問題爭吵不休，用言語互相攻擊，外加插科打諢。任何東西都要論個是非對錯。理查德可謂滿腦子奇思怪想。

“喬！”他說，“倘若你發現有人正在偷你錢包，你會怎麼做？逮捕他？”

喬反對抓人去坐牢，我們都認為世界上不該有監獄——克魯泡特金稱其為“犯罪的溫床”——這種東西存在。“先奪回錢包，再和他談談。”喬說。

“得了，還談談，”貝琪說，“也許那家伙寧願坐牢。”

我贊成喬的觀點。托爾斯泰的名著《復活》裡的男主人公就是監獄制度的堅決反對者。我準備借此來說明自己的觀點。

“聽聽她的想法，”喬說，“你們在聽嗎？”所有人都知道我比貝琪有學問。

“在托爾斯泰看來，金錢是一種新形式的奴役。沒多少人讀過他的隨筆。”我說。

“隻有你樂意瞧上幾眼，我猜，”理查德說，“別自我炫耀，沒用。”他的話著實令我尷尬，從此，我再沒吹噓過自己。

“我進過牢房。但我還是我，沒有任何改變。”多蘿西說。她是理查德的朋友，經常找我們喝酒。多蘿西比我們年長，很快就三十歲了，曾因參加為女性爭取選舉權的遊行而被捕。

就快輪到喬發言了，每到這時，我都會細細端詳著他：堅毅的下巴，烏黑的雙眸中盡顯柔情。媽媽說婚後的第一年簡直是災難，但我們的同居生活還算順遂，至少大部分時間如此。思想的迸發、理念的踫撞是促使我們不斷前進的動力。當然，還有身邊的一眾朋友。

睡眠不足成了常態。午夜過後，其他人去幾個街區之外的地下酒吧狂飲。他們大多靠打零工維持生計——為雜志撰寫文章，為百貨公司廣告部設計流行女裝的畫稿，貝琪的錢好像是家裡給的。喬在市中心的一家打印店上班，我則為附近的一家公司制作廣告牌和標語。我從小酷愛繪畫，裝飾教堂的活兒都交由我來干。

這真是一段無比美妙的時光。喬喜歡辯論，他可以從頭說到尾，始終保持滔滔不絕的狀態。但每天晚上回家，他總要說上一句：“真是累壞了。”然後猛地撲將過來，順勢把我壓到身下，肆意釋放內心的情欲。肉體的疲憊就這樣被抹殺得干干淨淨。那些縱欲過度的銷魂之夜當真絢爛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