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句：

1.歷史就是消失的或被處決的人、遭受滅頂之災或者幾乎遭受滅頂之災的地方，以及承受苦難或焚燒的東西、地點或人。但是這不代表歷史是看不見的東西。

2. 可以這樣說，一個人的完整塑造不隻歸功於記憶，還有他的遺忘。

3. 真理如太陽。如果直視它，眼睛這輩子就瞎得什麼也看不了了。

一個男人參加了一場晚宴。主餐完畢，甜點未上桌之際，他上樓將自己反鎖在主人家的房間內。

曾經有一個女人，她在三十年前的一個夏天遇見了這個男人，他們相處了約兩周時間，其間那個女人對這個男人了解甚微。那年，他們都十七歲。那之後的一些年間，他們偶爾也有互寄聖誕賀卡之類的來往，但卻未再見面。

現在，那個叫安娜的女人正站在鎖著的房門外，理論上來說，門的另一邊就是這個叫麥爾斯的男人。她抬起手臂，手正準備——準備干什麼？叩門？輕聲敲門？任何一點兒嘈雜之聲都會惹惱這座完美卻又了無生趣的房子，哪怕開門的吱嘎聲也是一種冒犯。而且已經有所不滿的女主人就站在她身後兩英尺處。但是，正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革命者的老套手勢一般，安娜舉起了拳頭，她已準備好制造些動靜。猛捶。連敲。重擊。雨點爆裂①般地擊打。

雨點爆裂？真是奇怪的表述。爆裂的雨點之上。他給安娜留下的印像不深，但倘若他不是那種喜歡蹩腳雙關語的人，他們一開始也就不會成為朋友。如果換作是他站在鎖著的門外，他是不是會與安娜不同，知道怎樣讓裡面的人把門打開？他是不是會轉身去逗那伸直腰板俯身躺在樓梯上看熱鬧的小孩——她的光腳丫踩著底樓大廳的木地板，手托著下巴，下巴已經伸到了第五級臺階；他是不是會立刻找到合適的玩笑話，問那小女孩：“你們都管放假的兩隻小蘑菇叫什麼呀，有趣的家伙①？”是不是會馬上滔滔不絕地談起“雨點爆裂”出自何處之類的事情呢？

安娜身後的女主人嘆了口氣，不知怎的，她的嘆氣聲聽起來很深沉。緊接著是更深的寂靜。安娜清了清嗓子。

“麥爾斯，”她對著門問道，“你在裡面嗎？”

但她聲音顫抖，顯得很不自然。“啊，現在，看我的。”——孩子好心地說，殊不知這好心其實不合時宜。這個很孩子氣的女孩用手肘撐著樓梯站起來，跑上樓來正要捶門。

“砰砰砰。”

安娜覺得孩子每一記捶門都像是捶在自己胸口上。

“出來，從裡面出來！”孩子叫道。

沒有動靜。

“芝麻開門！”孩子叫道。

敲門時她躲在安娜的胳膊下。此刻，她抬起頭看著安娜。

“這句咒語能打開山邊的石門，”孩子說，“故事裡是這樣講的，一念咒語，石頭門就會開的。”

小女孩把嘴湊到門前，又開腔了，但這次沒有用力喊。

“咚咚咚，”她說，“誰呀？”

誰呀？

在人生的這個特定時刻，安娜· 哈迪有足夠的理由思考，“存在”對她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其一是她剛剛辭掉的工作。她與同事戲稱，自己的職位是高級聯絡官，並半開玩笑地將他們的公司稱作臨時工永久中心（或者，也可以叫永久性臨時工中心）。

其二是幾周前的某個晚上，四十多歲的她夜半驚夢，在夢中，她親眼看到了自己胸腔內的心髒。 她的心髒因為被胎膜包裹而運作困難。那胎膜像是由我們晨起時從眼角處清除的垢物所組成的。驚醒後，她坐起來，用手按了按胸口，然後起身，走到盥洗室的鏡前照了照。她還存在著。

這個說法讓她想起在《晚報》工作的丹尼曾經告訴過她的事情。他們曾一起合作撰寫了居住區居民活動的文章，而他們之間也有一段短暫的私情。他是在他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共進午餐時跟她提起的那件事。丹尼是個體貼的男人。他們的第一次是在她的廚房裡。他站在她身前，非常溫柔地將他的陽具展露出來，羞赧，卻又充滿期待，對自己的勃起略感羞愧，同時又有些自豪。她對此很滿意。她那時很喜歡他。但他們都清楚，喫過兩頓飯後就不會再有下一次了。丹尼已婚，妻子叫希拉， 他們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在克萊蒙中學上學。安娜煮了壺咖啡，因為不知道他喜歡加什麼，她就把糖和奶都放在了托盤上。她將咖啡端到樓上，又重回到床上。到了一點一刻，他們還有不到半小時的相處時間。丹尼問他能否吸煙。安娜說：“既然不會有下一次，有何不可？”他笑了笑。然後他在床上翻了個身，點燃了香煙，開始聊別的。他說他能用兩句話總結過去六十年的新聞業，問她是否相信。

“你說來聽聽。”她說。

“我發生過。我存在過。”他說。

“這不是什麼稀奇事，”他說，“二十世紀中期以前，每個重要報道都會如是說：我發生過。而現在會用：我存在過。”

“不久就有了第三句話，”安娜說，“新世紀的人們已經新添了一句：我存在過，伙計們。”他們大笑，然後喝完咖啡，穿上衣服，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他們最後一次交流是在幾個月前，討論了如何報道當地孩子將尿接在汽水瓶中給救濟院的孩子喝的新聞。

幾個月以後的那個午夜，她毫無感覺地按著自己的心髒，看著鏡中的自己。她還存在著。存在的——鏡中的她——是她的軀體。

兩天前的夜裡，這種感覺再次出現。當時正值夏天，她坐在筆記本電腦前，家家戶戶都開著窗，窗外不時傳來鄰居電視中在溫布爾登進行的網球比賽的聲音。她家的電視機也在播放同樣的頻道，但她把音量調得很低。那時的倫敦晴空萬裡，鄰近的溫布爾登綠草如茵，隻是無法掩蓋磨損的痕跡。越過電腦，能看到電視屏幕中的場景正不斷切換著。不時傳來的無法辨認聲音源頭的球的擊地聲、人們的驚呼聲和失落聲與她輕敲鍵盤的聲音相伴，好像電視聲帶記錄著的是整個外部世界。也許會出現一種叫作“網球選手精神病”的新疾病。患者認為自己始終被關注著，自己的每一個網球動作都能影響觀眾並引發觀眾與之互動。患者還相信自己的每個令人難以忘懷的瞬間都能引起他人愉悅、驚喜、失落或幸災樂禍的情緒。興許每一位職業網球運動員都有這種癥狀，那些仍然相信上帝的人或多或少也一樣。這是不是意味著，從某種程度上講，世界上沒有這種癥狀的人的存在感就少了，或者至少存在的方式不一樣，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沒那麼受關注？安娜想，我不妨向網球選手的神祈禱。就像對待其他神一樣，我們不妨請這個神賜予我們世界和平，保佑我們人身安全，保佑那些死去被埋於地下、羽毛化作塵土、骨頭碎為沙礫的鳥兒重生，並讓它們棲於窗臺。讓這些鳥兒按個頭大小排著，小個的在前面，合唱一曲鼓舞人心的《再見，黑鳥》①。當她還是小女孩時，她父親經常用口哨吹這首歌的旋律，如今她已經好些年沒有聽過這首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