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查爾斯·狄更斯是十九世紀英國現實主義作家，他以十四部揭露、抨擊當時英國社會的巨著的突出成就，開創了現實主義新時期，被後世尊奉為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幽默、諷刺的巨匠，語言大師，“召喚人們回到歡笑和仁愛中來的明燈”，也理所當然得到馬克思很高的評價。

狄更斯於一八一二年二月出生於英國樸茨茅斯，父親是海軍軍需部門的職員，由於欠債進了債務拘留所，全家生活陷於困境，也搬進拘留所，當時，十二歲的狄更斯已在一家皮鞋油作坊當學徒，在陰冷的地下室裡干貼商標等雜活。《大衛·科波菲爾》的主人公的遭遇，就是他童年經歷的寫照。父親出獄後，送他去上了兩年學。十五歲時，進律師事務所當繕寫員，又自學速記，當了《紀事晨報》報道議會辯論的采訪記者。業餘仍孜孜不倦地學習，是大英博物館圖書閱覽室的常客。他童年的不幸遭遇，他所從事的工作，尤其是當時英國的社會現實，是他真正的大學。

作者所處的時代，是英國經歷了始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延續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工業革命，經濟上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階級矛盾更為尖銳的時代，套用狄更斯的語言來說，那是英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的時代，也是最黑暗的時代；英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大的貧民窟。一方面，原始積累大大擴大，生產力迅速增長，財源滾滾而來，工農業資本家獲得了暴利；另一方面，大量農民，小生產者破產，淪為廉價的勞動力，從而造成了“人數最多、最集中、最典型的無產階級”；他們的處境極為悲慘，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終於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列寧稱之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在十年間（1838—1848），這一運動經歷了三次高潮，雖然被鎮壓下去，但在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它提出的社會問題，群眾所表達的“憤怒和不滿”，也必然對當時英國的思想家、作家，產生很大的影響。

狄更斯於一八三三至三七年出版了“真實生活與風習的小速寫”《特寫集》及《匹克威克外傳》，初露頭角之後，觸目驚心於社會的黑暗，即轉向社會小說的創作，他在以後的三十四年間先後出版了《霧都孤兒》等十四部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大都通過善良的小人物或受害者的遭遇，從多方面深入揭露了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即已成為全國性問題的幾百萬窮困不堪的人的狀況參看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51—52頁。，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罪惡，以及與此相關的黑暗腐朽的議會制度、法院、監獄——資產階級制度的像征。狄更斯懷著對受苦受難的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對虛偽和邪惡的極度憎恨，以形像的巨大藝術感染力所揭示的當時英國的社會現實，是如此深廣，馬克思對以狄更斯為代表的十九世紀英國現實主義作家所作的高度評價，確切地說明了這一點：“現代英國的一批傑出的小說家，他們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的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見《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頁。然而，狄更斯，和不少偉大的作家一樣，有過去受到指責的人道主義的局限性，即相信崇高的道德的力量能感化人，甚至改造社會，而不主張暴力革命；以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來說，不少偉大的作家開始表示歡迎，熱烈歡呼，當革命深入，或者說進入“恐怖時期”，他們就轉向了；且不說英國著名的“湖畔派詩人”，連歌德也是如此。人道主義者畢竟是人道主義者。

《雙城記》（1859）是狄更斯後期創作的重要作品之一，是根據法國大革命部分史實（即攻陷巴士底獄，及一七九二至九三年間的大屠殺等情節）寫的一部歷史小說，也是他的鴻篇巨制中最短最精煉然而故事情節最曲折、驚險，最驚心動魄的小說。

《雙城記》雖然最“短”，但他在寫作前對法國革命作了大量調查研究。他閱讀了盧梭的著作，梅爾錫描寫法國封建專制制度崩潰前夕的巴黎的隨筆、十二卷本的《巴黎的景像》（1781），以及其他以法國革命為背景的著作；他走訪過寫法國革命的歷史學家，當年坐過牢的報紙編輯；蘇格蘭思想家、作家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史》（1837），《憲章運動》（1839）等著作，尤其使他信服，他多次閱讀他的《法國革命史》，也從中引用部分史實。（兩書分別指出十八世紀末的法國革命和英國的憲章運動，是由於統治階級殘酷剝削，壓迫工農群眾造成的必然結果，而且預言新的革命無法避免。）

“雙城”，即十八世紀後期的倫敦和巴黎，尤其是法國革命“恐怖時期”的巴黎；小說以此為背景，圍繞馬內特醫生和達奈的冤案、遭遇，展開驚心動魄的描寫。

小說一開篇，即通過典型事例高度概括地揭露了法國大革命前十五年法、英兩國的社會狀況：一邊是驕奢淫逸的統治階級企圖以殘酷的鎮壓，駭人聽聞的酷刑，來維持他們的專制統治，一邊是廣大的工農群眾在封建貴族的肆無忌憚的剝削、壓迫下過著極為悲慘的生活，從而深刻地揭示出革命的不可避免。

作者以他辛辣的諷刺手法，突出地刻畫了一個典型的殘暴的貴族形像，艾弗勒蒙德侯爵。他的馬車橫衝直撞，壓死一個農民的小女孩，他無動於衷，揚長而去，尤其令人發指的是，他年輕時霸占農家婦女，逼死她全家，甚至憑他的貴族特權，把敢於揭發他這一罪行的正直的馬內特醫生送進巴士底獄。馬內特醫生在監獄裡寫的血書，就是對他，也是對法國封建統治階級最沉痛的聲聲血淚的控訴。作者以極陰沉的筆調描寫了廣大工人、農民已忍無可忍的悲慘處境，但他們的目光燃燒著怒火，雙唇咬得發白，竭力克制，不出一聲，等待復仇的時刻。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革命爆發，他們等待很久，很久的時刻終於到來；攻打像征封建堡壘的巴士底獄，那些群眾激動得瘋狂的場面，以及他們在推翻了封建王朝之後進行報復的種種暴行，都充分反映了他們壓抑多年的痛苦和怒火；在這些描寫中，在對馬內特醫生和達奈的遭遇的描寫中，寄托了作者對受難者的深切同情，對暴行的強烈譴責。作者理解，同情人民，多次指出，他們之所以狂暴到喪失理性，是因為殘酷的迫害扭曲了他們的人性，是前一個時代的邪惡造成的惡果。

最後作者借卡頓的潛臺詞作了這樣的預言，也是作者從歷史中引出的教訓：凡壓迫者必將受到懲罰，自食其果。

三審達奈的場面，也是本書很精彩、很有意義的部分，值得一提。第一次，是在倫敦高等法院，檢察長振振有詞地指控無辜的達奈是間諜，在這按法律，按審理程序審案的法庭上，幾乎判處他死刑(見第二部第二、三章)；第二、三次，是在巴黎的革命法庭上受審，那是沒有法的法庭，隻要被懷疑是共和國的敵人，就該判死罪。作者認為，前者是因，後者是果，如果過去沒有濫用法律害人，那時就不致把法律廢棄。(見第三部第六章、第九章)對司法界的黑暗深惡痛絕的作者，一如既往，對此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諷刺。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小說對善良、仁慈、愛，對愛的奉獻的歌頌，構成了小說的另一主旋律。作者在本書初版《序》中寫道：當我和我的孩子們，朋友們演出威爾基·柯林斯先生的《冰天雪地》一劇時，我第一次構想出本書的主要思想。這一“主要思想”，即為了愛而自我犧牲。作者在精心構思的卡頓代達奈上斷頭臺這一戲劇性高潮中，對此作了最集中，最充分的體現，感人至深。

馬內特醫生被害得家破人亡，自己在巴士底獄裡被“活埋”了十八年，悲痛欲絕，那難熬的淒苦日子把他折磨得神經失常，像孤魂野鬼似的；醫生一家的忠實朋友、善良可靠的洛裡先生，露西的忠實保護人、外貌雖粗魯但內心很美的普羅斯小姐，尤其是露西，他們以愛的力量幫助馬內特醫生“起死回生”；馬內特醫生和卡頓出於對露西的愛先後救了達奈，最後，普羅斯小姐為了救露西一家，憑著比仇恨強烈得多的熱愛，終於戰勝了懷著“不把達奈全家斬盡殺絕決不罷手”的強烈仇恨的德法日太太。這些非常感人的描寫，無不閃耀著忘我的“愛的奉獻”的光輝。(德法日太太全家被侯爵害死，她的深仇大恨是可以理解的；恨得那樣強烈，也可以說是為了完成她哥哥在臨死前所發的，馬內特醫生也寫在血書裡的誓願；她和“復仇女神”等編織婦女的形像，顯然是當年“羅伯斯比爾派的編織婦”的體現。參看米涅《法國革命史》第190頁。)

《雙城記》雖被稱為歷史小說，但是，除了寫攻陷巴士底獄的場面而外，沒有寫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除了幾個小人物有歷史根據而外，沒有寫任何重要的革命人物。寫歷史題材的小說，從來就是“借古諷今”。作者著重描寫的是他從這一歷史事件引出的教訓，而不是歷史本身。作者以巨大的藝術力量，以陰沉的色調渲染、烘托的，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是令人憂心忡忡的像征性的“腳步聲”，預告不分青紅皂白橫掃一切的“怒濤狂潮”之將至。當年英國群眾的“憤怒和不滿”和法國革命前夕法國群眾的“憤怒和不滿”，有不少相似之處，《雙城記》是不是和作者在一八四一年出版的另一部歷史小說《巴納比·魯吉》一樣，也反映了作者對當年英國社會狀況的出於人道主義的深深憂慮？也可以認為，這是作者要求社會改革的強烈的呼聲。本書的書名，幾經選擇，纔定為《雙城記》的原因，也在此吧。

本書所附《初版序》，繫根據企鵝叢書的版本譯出。

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