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在諾貝爾文學獎上飄

聽到鮑勃?迪倫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我很有些興奮。諾貝爾文學評獎，有時候像體育比賽，總給人一些意外。如果都在意料之中，也確實沒什麼意思。這個獎給鮑勃?迪倫比給村上春樹要更熱鬧，起碼讓我興奮。

一臉褶子的鮑勃?迪倫，已經獲獎無數，但諾貝爾文學獎，卻是破天荒第一次給了一位搖滾歌手。起碼，讓我們對於文學與音樂的關繫，應該有一個新的認識。沒有文學的介入，好音樂難以誕生；同樣，沒有音樂更早對於文學的啟迪，文學不會出現復調和多聲部。世界上搖滾歌手多如過江之鯽，鮑勃?迪倫絕無j有，不僅在於頒獎詞說的“詩意的表達”，而在於從20世紀60年代起他便和美國的歷史融合一起，和人民的心聲合轍押韻。半個多世紀，抱著一把木吉他，唱著沙啞粗糙的民謠。他就像是上帝專門為時代而創造的歌手一樣，敏銳地感知著時代的每一根神經。面對生活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他都用他嘶啞的嗓音唱出了對於這個世界理性批判的態度和情懷。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風中飄》和《大雨將至》，那是民權和反戰的戰歌。

1962年，他唱出了《戰爭的主人》，那是針對古巴的導彈基地和核裁軍的正義的發言。

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們這一邊》，那是一首反戰的聖歌。

1965年，他唱出了《像滾石一樣》，那是在動蕩的年代裡漂泊無根、無家可歸的一代人的命名……

他以那樣簡樸疏朗又易學易唱的旋律、意像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詞、沙啞深沉而強烈憤恨的情緒，站在時代領頭羊的位置上，充當著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聽他那時的歌，總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們的《黃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那浩浩大合唱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領唱和領頌。

在《答案在風中飄》中，有這樣兩句歌詞，我一直忘不了。一句是“炮彈要飛多少次戰爭纔能永遠被禁止”，一句是“一個人要長多少耳朵纔能聽見人們哭泣”。前者，是他對戰爭的憤怒；後者，是他對人與人之間隔膜的質詢。多少年過去了，戰爭依然沒有被禁止，隔膜也沒有減少。鮑勃?迪倫不是要給我們紅頭文件一般的答案，而是如刺一樣刺痛我們越來越麻木而自私的神經。

鮑勃?迪倫不僅唱這樣宏大主題的歌曲，也唱震顫人心的小曲。他唱過一首叫作《他是我的一個朋友》的歌，是從芝加哥的街上一個叫作艾瓦拉?格雷的瞎子歌手那裡學來的，他隻是稍稍進行了改編。那是一首原名叫作《矮子喬治》，流行於美國南方監獄裡的歌。這首歌是為了紀念黑人喬治的，喬治僅僅因為偷了70美金就被抓進監獄，在監獄裡，他寫了許多針對時弊的書信，惹惱了當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鮑勃?迪倫憤怒而深情地把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義，他曾經一 次以簡單的木吉他伴奏清唱這首歌，還有一次用女聲合唱做背景重新演繹，兩次唱得都那樣情深意長、感人肺腑。他是以深切的同情和呼喊民主自由和平的姿態，抨擊著彌漫在這個世界上種種強權、種族歧視以及貧富不均所造成的黑暗和腐朽。

鮑勃?迪倫的歌，不僅有骨頭，還有血肉；不僅有靈魂，還有皮膚；不僅是天上閃亮的星，還是地上萋萋的草。堅持半個多世紀這樣唱歌並且唱著這樣的歌的鮑勃?迪倫，值得尊敬。

半個多世紀呀，時間是雕塑師，能夠把人雕塑得面目皆非，堅持初心，談何容易。想想我們自己，半個多世紀以來，殘酷的政治運動如今已經被體育運動所取代，瘋狂的球迷已經替代了當年對政治運動的迷戀，手機微信更是替代了當年的日記、情書裡的悄悄話和大字報墨汁淋漓的揭發。饑餓是少數人的專利，“三高”已經讓減肥成了世界性的流行趨勢。為了一個信仰、一個理想而獻身，成了愚蠢和傻帽兒的代名詞，唯利是圖已經不再羞怯，笑貧不笑娼已經深入人心，絕對不再相信經過了歲月的磨洗蚌殼裡會含有珍珠，而是早就心急氣躁地打開蚌殼，就著進口的紅酒喫裡面的蚌肉了。實用主義和犬儒主義發霉的青苔爬滿我們的周圍，而我們自己卻以為那是環繞的綠圍巾，我們跌入了爛泥塘卻以為那是舒服的席夢思軟床，就實在是見多不怪了。

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鮑勃?迪倫，盡管他已經改用電吉他，不可能再像滾石一樣重返61號公路了。畢竟還有一個鮑勃?迪倫，還在向我們唱著苦苦尋找著人生和世界很多答案的歌。如今，誰還能陪一個老炮兒玩？諾貝爾文學獎想起了他，願意和他一起玩。即使算不上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總是一件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