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反叛的受難者”
1774年萊比錫秋季博覽會開幕時，《少年維特的煩惱》（以下簡稱“維特”）面世了，它像一塊巨石被扔進當時一潭死水似的沉寂的社會，激起層層波瀾。一代人的心翻騰了，千千萬萬人的心裡燃起熾烈的熱情，整個德國都為這位纔智橫溢、憤世嫉俗的小說主人公—維特的悲劇命運流著同情的淚水。一時間，身穿藍燕尾服、黃背心，腳蹬長筒靴的“維特裝”成了當時青年男子的時尚，年輕女子則喜愛綠蒂的服式，尤其是她與維特初次見面時的服式：白上衣，袖口和胸襟上繫著粉紅色的蝴蝶結。在許多花園裡，浪漫的人們為維特豎立了小紀念碑，攀緣植物盤繞在維特式的骨灰甕上，社會上甚至出現了維特式的自殺。許多人，尤其是婦女，對小說中美妙的愛情描寫大為贊嘆，更多的人則滿懷希望地看到，陰霾即將被驅散，太陽就要升起。也有些人憂心忡忡，認為這種狂熱的激情將導致道德淪喪，因而怒不可遏，對“維特”大加撻伐，可是他們未能遏制“維特”的影響。“維特熱”席卷了整個德國，並越過國界蔓延到歐洲，乃至遙遠的東方古國—中國。“維特”的作者約翰·沃爾夫岡·歌德的名字也家喻戶曉，奠定了他一生的殊榮，甚至在他寫出一生的巨著《浮士德》，成了文學領域裡“真正的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後，人們還稱他為“維特”的作者。
一、 詩 與 真
書信體小說“維特”既是青年歌德所處的時代、社會的產兒，也是他青年時代生活的結晶。歌德善於把那些使他“喜歡或懊惱”或使他“心動的事情轉化為形像，轉化為詩”，從而糾正自己對外界事物的觀念，清算自己的過去，使內心得到寧靜。維特的命運同歌德的生活有許多相似之處，歌德把他的許多經歷化成了詩，但小說並不是作者的自傳，歌德曾聲稱，他所有的作品“隻是巨篇自白中的片斷”。我們了解了這個“片斷”，了解了“維特”中融進的歌德自己的那些經歷，對於理解這部小說的構思、產生，認識作品的基本傾向和內涵是大有裨益的。
約翰·沃爾夫岡·歌德（1749—1832）生於美因河畔法蘭克福一個富裕的市民家庭。1765年歌德到萊比錫大學學習法律，三年後因病輟學。1770年4月到斯特拉斯堡繼續他的學業。這座城市哥特式大教堂完美的建築藝術給他的心靈以震撼，城郊美麗的風景令他陶醉。與赫爾德的結識對歌德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赫爾德激發了歌德對民歌、荷馬、品達、莪相以及哥德史密斯等英國作家的興趣，尤其是點燃了他對莎士比亞的熱情，赫爾德體現狂飆精神的美學見解也對歌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歌德與塞森海姆鄉村牧師布裡昂的女兒弗麗德莉克的愛情，激發他寫出了《歡迎與離別》、《五月之歌》、《野地上的小玫瑰》等膾炙人口的名篇。他與斯特拉斯堡法國舞蹈教師的兩位女兒盧琴黛（“維特”中易名為萊奧諾蕾）及其妹妹埃米莉婭的感情糾葛，又在詩人心中留下一片漣漪。姐姐傾心於歌德，而詩人卻更鐘情於已經訂了婚的妹妹，因而引起姐姐對妹妹的醋意。歌德在“維特”開篇封信裡，就把這段戀情化作了“詩”，半是辯解、半是自責地記述道：
命運偏偏安排我卷入一些感情糾葛之中，不正是為了使我這顆心惶惶不可終日嗎？可憐的萊奧諾蕾！可是這並不是我的過錯呀。她妹妹獨特的魅力令我賞心愜意，而她那可憐的心兒卻對我萌生了戀情，這能怨我嗎？不過，我就完全沒有責任嗎？難道我沒有培育她的感情？
1771年歌德獲法學博士學位，回到故鄉，被聘為法蘭克福陪審法庭的律師。翌年他參加了達姆施塔特的一個感傷主義的文學社團，其成員常常一起聚會。“維特”中所流露的感傷情緒，正是當時社會思潮的真實寫照。1772年5月，歌德按照父的意願到韋茨拉爾的帝國高等法院實習。當時德國各邦國都在這裡設有公使館，歌德結交了一批公使館的年輕官員，如凱斯特納、耶魯撒冷等。他還常到風景秀麗的城郊村莊加本海姆（“維特”中改為瓦爾海姆）去漫遊。一次歌德去參加鄉村舞會，認識了韋茨拉爾德意志騎士團的法官布甫的女兒夏綠蒂，並對這位風姿綽約、純樸端莊的姑娘一見鐘情。但是她已同凱斯特納訂了婚。關於歌德同綠蒂的相識，凱斯特納的遺稿中有一封給友人的信的底稿，給我們留下了詳細記載：
……
1772年6月9日，歌德踫巧參加一個鄉村舞會，我的未婚妻和我也去參加了。我因有事，是後來纔去的，所以我的未婚妻就和其他同伴一起坐車先去。歌德博士也在馬車上，他是在車裡纔同綠蒂相識的……他並不知道，她已訂婚……那天他很開心—他有時如此，有時則很憂郁—綠蒂完全占據了他的心，尤其是因為她自己毫沒在意，完全沉浸於歡樂之中。不消說，歌德第二天就去看望綠蒂，問她參加了舞會身體怎麼樣。昨天他已經知道，她是位樂天的姑娘，愛跳舞，愛玩純真的遊戲，現在他又了解了她更擅長的另一面—料理家務的本領……
“維特”中描寫維特與綠蒂一起坐馬車去參加鄉村舞會的情節，與凱斯特納信中所述大致吻合，並非完全虛構，隻不過歌德把生活化成小說的時候在細節上作了稍許改動，如小說中維特是到綠蒂家的獵莊上去接她的，綠蒂的未婚夫阿爾貝特出差在外，未參加這次舞會等等。這一時期凱斯特納的日記和書信中對歌德的情況有著極為詳細的記載，是研究“維特”和“維特”時期的歌德的寶貴的手資料。不久，綠蒂就告訴歌德，他們之間的關繫不可能越出友誼的範圍。她對歌德的態度恰如其分，不讓歌德對她萌生非分之想。
為了擺脫無望的愛情的痛苦，歌德於9月11日不辭而別，返回法蘭克福。凱斯特納9月10日的日記讓我們了解到歌德臨行前的真實情況：
歌德在花園裡同我共進午餐。我不知道這是後一次……晚上歌德來德意志館（綠蒂的家，在“維特”中歌德把綠蒂的家改成了“獵莊”—筆者）。他、綠蒂和我作了一次很奇怪的談話，談生命結束以後的情況，談到去世和重逢等等，這個話題不是他，而是綠蒂提起的。我們互相約定，我們中誰先死，如果可能，他就應把那邊的生活情況告訴活著的人。歌德的情緒十分沮喪，因為他知道，明天一早他就要走了。
“維特”中維特也懷著酸楚、淒涼和憂傷的心情在信中寫了離別前的那次類似的談話。
歸途中，歌德順道到女作家索菲·馮·拉洛歇伯爵夫人在埃倫布賴特施泰因的鄉村別墅小住。伯爵夫人的女兒瑪克西米莉安娜又使他萌生了新的情愫。這位姑娘的一雙烏黑的眸子一直深深地印在詩人心裡，直到他生命的晚年。
回到法蘭克福以後，舊情未了，一連串新的刺激又灼傷了詩人的心： 他愛的妹妹出嫁了，隨丈夫去了巴登的埃門丁根；瑪克西米莉安娜成了富商彼得·勃倫塔諾的妻子；綠蒂和凱斯特納的婚禮也沒有如約通知歌德；韋茨拉爾公使館的秘書卡爾·威廉·耶魯撒冷因單戀友人之妻而自殺的噩耗更讓他心碎，也使他“找到了‘維特’的情節”。歌德自己記述了他構思和創作“維特”時的內部和外部氛圍：
在內心方面，我想擺脫一切陌生的傾向和思想，對外界則以愛的態度來觀察一切事物，自人類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級的東西，任其各顯神通。由此便發生與自然界的各個對像的不可思議的密關繫與自然全體的默契和共鳴，因此外界每發生一種變動，無論是住所地方的遷換也好，時日季節的流轉也好，或任何一種的推移也好，都觸動到我的心的深處。詩人的眼更添上畫家的眼，美麗的鄉村風景又有宜人的小河點綴其間，加深我的獨處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靜地從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圍的事物。
生活的體驗和創作衝動都有了，一切條件皆已具備，現在歌德要通過文字來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對使人窒息的社會的憤懣：
與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戀愛而導致的耶魯撒冷之死，把我突然從夢中撼醒。我不隻靜觀冥想，我與他共同的遭遇是什麼，而且把現在恰好踫到的使我熱情沸騰、焦灼不安
的同樣的事加以觀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動筆來寫的作品灌上熾烈的熱情，以致詩的情景與實際的情景的差別絲毫不能分辨出來。
於是，歌德閉門謝客，集中精力，奮筆疾書，不用寫作提綱，隻用四個星期的時間，“維特”就一氣呵成。
確如歌德所說，“維特”中的許多情節真假難辨，這樣的例子隨處都是，如同小說中一樣，夏綠蒂在母去世後也擔負起操持家務和照看弟妹的任務；歌德二十三歲生日（1772年8月28日）那天，綠蒂和凱斯特納送給他的禮物真是粉紅色的蝴蝶結和荷馬詩集，隻是小說中把時間改成了1771年；同小說中 的情節相似，歌德在加本海姆確實認識一位長得標致的女人，並常常接濟她的三個孩子；耶魯撒冷自殺前也是假托外出旅行，讓僕人向凱斯特納借的，如同小說中維特遣僕人向阿爾貝特借槍一樣……歌德自己、夏綠蒂、凱斯特納、耶魯撒冷、瑪克西米莉安娜等人都是小說中人物的原型，隻是有時稍作改動而已，如以藍眼睛的夏綠蒂為原型塑造出來的綠蒂換上了瑪克西米莉安娜的烏黑的眸子，以瑪克西米莉安娜為原型刻畫的馮·B小姐則換了夏綠蒂的藍眼睛。對於歌德把現實化為詩這一點，凱斯特納也看得很清楚：
在“維特”的上篇，維特就是歌德自己。在綠蒂和阿爾貝特身上，他借用了我們—我妻子和我的一些特點，但是作了一些改動；另外一些人物至少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為了下篇，為了給維特的死作鋪墊，他在上篇中虛構了一些東西加了進去，比如說綠蒂既沒有同歌德，也沒有同任何人有過像小說裡所描寫的那種相當密的關繫。由於許多次要情景太逼真、太熟悉了，人家必然會往我們身上去想，為此我們對他很惱火……此外，在維特身上有歌德自己的許多性格和思維方式。綠蒂的肖像總體上是我妻子的形像。阿爾貝特要是寫得稍微熱情一點就好了……下篇跟我們毫不相干。那裡的維特是青年耶魯撒冷，阿爾貝特是普法爾茨公使館的秘書，綠蒂是這位秘書的夫人……小說中的人物對這三個人來說絕大部分是虛構的……耶魯撒冷確實給我寫過那張小說中提到的便條，出於禮貌，我未加考慮就把借給了他……關於耶魯撒冷的故事我覺得很奇怪，所以就盡可能加以詳細了解，並設法記了下來，寄給了法蘭克福的歌德；後來歌德在“維特”中用了這份材料，並隨心所欲地加了些東西進去……歌德這樣做絕非出於惡意；他對同我夫人和我的關繫非常珍視……
由此可見，歌德在塑造“維特”中的人物形像時，並沒有照搬自己的生活經歷，而是采取了典型化的手法，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讓人覺得“詩”也是“真”，“真”也是“詩”。這正是歌德高明之處，他深諳藝術創作之道。生活的素材一旦演繹成小說，就包容了作者的社會理想和審美情趣，並賦予了它時代的精神，作品也就比生活更高了。因此，“維特”不是歌德的自傳，維特不等於歌德，也不等於歌德加耶魯撒冷。維特、綠蒂等人物形像已經成為文學畫廊中不朽的肖像了。
二、 “維特”： 時代的產兒
歌德生活的時代，在德國歷史上是一個命運多舛的時代。“維特”產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前，當時歐洲的社會、文化、思想正面臨著偉大的歷史轉折，封建社會的徹底崩潰已是無可挽回，資本主義時代正在微露晨曦。人們心情騷動，思潮翻騰。梅林曾用詩一般的語言描述了那時的情景：“世界歷史的黎明時吹來的一陣清新晨風似乎把人們從沉睡的滯重束縛中喚
醒；大家迎著嶄新的太陽縱聲歡呼，這太陽射出的初的霞光開始染紅了歷史的地平線。”但是德國的狀況卻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個號稱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隻是虛有其名而已，國內仍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據造成邦國林立，戰亂連綿不斷，農業、手工業、商業極端凋敝，社會十分鄙陋，封建勢力根深蒂固，人民在苦難中呻吟。對於當時德國的現狀，恩格斯作了極其精闢的論述：
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感到舒服。國內的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極端凋敝。農民、手工業者和企業主遭受雙重的苦難—政府的搜刮，商業的不景氣。貴族和王公都感到，盡管他們榨盡了臣民的膏血，他們的收入還是彌補不了他們日益龐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影響群眾意識的工具，沒有出版自由，沒有社會輿論，甚至連比較大宗的對易也沒有—除卑鄙和自私就什麼也沒有；一種卑鄙的、奴顏婢膝的、可憐的商人習氣滲透了全體人民。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因為這個民族連清除已經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爛尸骸的力量都沒有。
當時，德國市民階級的經濟實力雖有增長，但政治上卻十分軟弱，仍然處於對封建貴族的依附地位。我們知道，歌德的父卡斯帕爾·歌德為了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雖然花錢買了一個皇家顧問的頭銜，但也沒有能從根本上改善其社會地位。對此歌德是有深切體會的。德國資產階級沒有毅力，也沒有勇氣和人民團結起來，“像英國資產階級從1640年到1688年部分地完成的那樣”，相反，德國的資產者處在德國“這個糞堆中卻很舒服，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糞，周圍的糞使他們感到溫暖。”
但是，恩格斯在德國文學中看到了“美好的未來”。他說，“這個時代的政治和社會方面是可恥的，但是，在德國文學方面卻是偉大的”，“這個時代的每一部傑作都滲透了反抗當時整個德國社會的叛逆精神”。恩格斯在文學中看到的“美好的未來”，主要表現在當時興起的“狂飆突進”運動的作品中。
1770年赫爾德與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會見標志著狂飆突進運動的開始，這個運動大體上於1785年結束。當時，在啟蒙運動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作家，對身心所受的壓迫深為不滿，但是政治上他們又無力改變丑惡的社會現狀，於是他們就隻能通過文學作品去吶喊，以表達他們的心聲。這些市民階層的年輕知識分子在英國作家揚格、理查遜、哥德史密斯等以及在《莪相集》（特別是莎士比亞作品和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的影響下，抨擊現存的社會秩序，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和反動的教會思想體繫，要求個性解放和感情自由。他們崇尚自然，標舉天纔，高揚民族意識，在美學上，他們拒絕古典主義壓抑“自由心靈”的藝術規範，要求擺脫理性主義的精神桎梏，主張揚棄帝王和貴族的題材，塑造市民階層及其知識分子的叛逆形像。歌德把狂飆精神概括為“要求獨立的精神”①。狂飆突進運動帶有後來浪漫主義的一些特點，所以這一時期也被稱為“前浪漫主義時期”。關於狂飆突進運動和啟蒙運動的關繫，盡管學界意見不盡一致，但從狂飆突進運動所主張的和要揚棄的內容來看，可以說既是啟蒙運動的繼承和發展，又是對啟蒙運動的反撥。
狂飆突進運動的理論家和精神是赫爾德，它在創作上的代表是歌德。早在18世紀60年代，赫爾德的《論現代文學片斷》（1767—1768）等一繫列論著以及對於民間文學的發掘和研究就為這場運動做了思想準備。歌德“向一個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②的《鐵手騎士葛茲·馮·貝利欣根》（1773）、席勒“歌頌一個向封建社會公開宣戰的豪俠的青年”①的《強盜》（1781）和“德國部有政治傾向的戲劇”②《陰謀與愛情》（1784）是這個運動的戲劇代表；詩歌方面，以青年歌德的抒情詩，尤其是以他的《普羅米修斯》（1774）為代表；而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則以濃郁的詩意和強烈的激情宣洩了維特的痛苦、憧憬和絕望，喊出了一代青年要求擺脫封建束縛、建立合乎自然的社會秩序和平等的人際關繫、實現人生價值的心聲，進而成為狂飆突進運動豐碩的成果。小說體現著狂飆突進運動的一切思想和精神以及藝術上的種種特點，是那個時代的產兒，所以恩格斯贊譽“歌德寫了‘維特’，是建立了一個偉大的批判功績”。
三、 維特：“反叛的受難者”
“維特”何以有那麼大的魅力？對此勃蘭兌斯作了深刻的論述：
“維特”是本什麼作品呢？下任何定義都不能確切說出這本富有想像力的傑作無限豐富的內容；但是我們可以簡要地說，這篇描寫熾熱而不幸的愛情的故事，其重要意義在於，它表現的不僅是一個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個時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主人公是出身市民階級的青年人，他在藝術上有天賦，為消遣而畫畫，職業是公使館的秘書。歌德不由自主地使這個青年具有他年輕時期的看法、感情和想法，賦予他以他自己的全部豐富卓越的纔智。這就把維特變成了一個偉大的像征性人物；他不僅代表了時代精神，而且代表了新時代的纔智。他的宏富偉大的程度幾乎和他的命運不相稱。
勃蘭兌斯的論述給了我們一把鑰匙，可以用來開啟維特心靈的大門，體會他的感情世界，洞察他悲劇性結局的必然性，認識這個形像內涵的豐富性和深刻性。維特的悲劇源於內、外兩個方面。
悲劇的內部原因是由於維特愛情上的失敗導致了內心無法解脫的矛盾和衝突，以及他感傷、厭世的情緒。初識綠蒂，維特的心就整個被她“俘獲”了，他愛她愛得刻骨銘心，戀情像兇猛的山洪，一發而不可收。綠蒂已同阿爾貝特訂婚，這是他一開始就知道的，但起初的一個多月阿爾貝特去外地未歸，維特天天和綠蒂廝守在一起，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雖然他有時想起或綠蒂談到阿爾貝特的時候，他的心頭就會染上一抹陰影，隨後他連續遭受三次沉重的打擊，內心的矛盾使他產生了絕望情緒。
阿爾貝特從外地返回是維特所受的次打擊。阿爾貝特一回來，維特就從幻想中回到了現實，感到他的快樂已經過去，對綠蒂已“不抱什麼奢望”，他要走了（1771年7月30日信）。緊接著他和阿爾貝特進行了一場關於自殺問題的爭論。經過這次正面衝突，維特的情緒日益陰郁，他不得不走了。綠蒂和阿爾貝特的結婚對維特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得知這個消息時，維特心裡很不是滋味，看來他僅存的一絲希望已經成了泡影，他想到“阿爾貝特摟住她的纖腰”時，“全身就會戰栗不已”（1772年6月29日信）。維特辭掉公職，再次來到綠蒂身邊時，綠蒂成了阿爾貝特的妻子這個事實已經無法改變，他作為第三者的處境極為尷尬。對阿爾貝特來說，綠蒂是他“珍貴的財富”，他不願同別人分享，“哪怕隻是一瞬間，哪怕是以純潔無邪的方式”，這是理所當然的；綠蒂在感情上、精神上依戀著維特，但是作為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女子，她愛自己的丈夫，不願，也沒有決心和勇氣以犧牲自己的婚姻為代價，投進維特的懷抱。維特的希望越是不能實現，他的追求也越加執拗、強烈，他內心的矛盾無法解脫，因此他常常想到死，把死看作自己“後的出路和希望”。處在兩難境地的綠蒂，後下決心與維特疏遠，要維特放棄對她的愛戀，並離開她出去旅行。在聖誕夜前夕，他與綠蒂一起誦讀莪相，激情衝破了道德的規範，兩人緊緊摟抱在一起。綠蒂從神志昏亂中恢復過來後，“心裡又怕又亂，又愛又怒”：“這是後一次！維特！您不要再見我了！”綠蒂的這句話對維特的打擊是致命的，他再也無力承受了，於是在聖誕夜給綠蒂寫完絕筆信，於午夜十二點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