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在諾丁漢郡有—個小莊園，我在他的五個兒子中排行老三。

在我十四歲時，他把我送進了劍橋的伊曼紐爾學院，我在那兒待了四年，埋頭攻讀我的學業。盡管我有一點微薄的津貼，但要以這麼點錢來維持我的求學費用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我隻能到倫敦的一個著名醫生詹姆斯·貝茨先生那兒，跟他學醫，一直學了四年。我父親不時托人帶給我一點錢，我把這點錢全用來學習航海知識以及有關的數學知識，這些知識對一個有志航海的人是很有用的，因為我總相信，那是有朝一日我要去干的事業。離開貝茨先生後，我回到父親身邊，他、我的叔叔約翰，還有別的一些親戚，一起資助給我四十鎊，還答應，每年另外給我三十鎊，供我到萊頓大學學習。我在那兒學習了兩年零七個月的醫學，我知道，在遠程航海中，它將是非常有用的。

我離開萊頓回家後不久，好心的老師貝茨先生就推薦我到“燕子號”船上去當醫生，該船的船長是亞伯拉罕·潘內爾先生。我在他手下干了三年半，作了一兩次到黎凡特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航行。出海歸來後，在貝茨老師的大力支持下，我決定在倫敦定居下來，他又給我推薦了幾個病人。我在老朱裡大街的一幢小樓裡租了幾個房間，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我聽從他人的忠告，同瑪麗·伯頓小姐結了婚。她是紐蓋特街經營針織品的商人埃德蒙·伯頓先生的第二個女兒，她給我帶來了四百鎊的嫁妝。

但是兩年後，我的恩師貝茨過世了，我幾乎沒什麼朋友，而我的良心也不允許我去學許多同行的那種庸醫作風，因而我的行醫業務開始半途中落。在聽取了妻子和幾個老朋友的忠告後，我決定再次出海。在六年時間裡，我先後當過兩艘船的船醫，到東印度、西印度群島作過幾次航行，這幾次航行使我的財產有所增加。由於手邊總能弄到大量的書籍，因此在閑暇之時，我總是閱讀古代和現代的最知名作家的作品。

登岸時，我就邊觀察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點，邊學習他們的語言。我的博聞強記給我的這種學習帶來了莫大的便利。

最後一次航海顯得不那麼幸運，再加海上生活也令我厭倦，我決意待在家裡同妻兒一起生活。我從老朱裡大街搬到了費特巷，又從費特巷搬到了韋普巷，希望在水手中找到更多的病家，可是這個希望並未能兌現。等待了三年，事情來了轉機，我接受了“安特洛普號”船長威廉·普裡查德提出的很優惠的邀請，他正準備到南太平洋作一次航行。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們從布裡斯托爾起航，這次航行一開始可說是相當順利。

出於某些原因，我覺得拿這些海上冒險的繁瑣細節來煩擾讀者並不太合適。隻需這麼交代一下就足夠了，那就是當我們駛向東印度時，一陣強烈風暴將我們刮到了範迪門地區的西北部。經過觀察，我們發現我們正處於南緯三十度二分。過度的體力消耗加之低劣的食物，使十二名船員喪生，其餘的船員也都處於奄奄一息的境地。到了十一月五日那一天——在當地，這是夏季的開始一海上大霧彌漫，水手們發現離船隻有半鏈的距離處有一塊礁石，風那麼大，我們的船一下就撞到了這塊礁石上，船身當即四分五裂。有六個船員，包括我，已將救生艇放到了海裡。我們使出渾身解數，好不容易把船劃離了失事的大船和那塊礁石。根據我的估計，我們劃了大約三裡格遠，便再也劃不動了，因為在大船上的艱苦拼搏已使我們耗盡了體力，於是我們隻得聽憑海浪的擺布。大約在半小時後，北面突然刮來一陣大風，把小船一下吹翻了。無論是小船上的同伴，還是逃到岩礁上去的那些人，或是還獃在船上的伙伴，我對他們的下場都不得而知，不過我覺得他們全都喪生了。而我自己則聽由命運女神的指引，被風和潮汐推著向前漂去。我不時伸直兩腿去試探，但觸不到海底。不過，就在我幾乎精疲力竭，再也遊不動時，卻發現自己能站直身子了，此時風暴也已經大大減弱。這片海底坡度相當平緩，我走了大約一英裡便來到了海岸邊，我估計這時大約是晚上八點鐘左右。然後我又上岸走了差不多有半英裡，卻不見有什麼房子或有什麼人的蹤影。至少說吧，我實在太虛弱，根本沒勁去觀察。我精疲力竭，加上天氣那麼熱，離船前我又喝了半品脫的白蘭地，我發現自己隻想睡覺。於是，我一頭倒在一片長得雖矮卻很柔軟的草地上呼呼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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