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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普通大眾

◆ 菊的恬淡溫婉，刀的鋒利決絕，深度了解日本國民矛盾性格的經典讀物。長銷70年，被翻譯30種語言，銷售逾3000萬冊。

◆ 從日本人森嚴的等級制度講起，分別從行為習慣、文化觀念、道德世界、人情態度、自我修養和兒童教育等等各個方面對日本人的民族性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 20世紀50年代美國用它改造日本；

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

21世紀中國用它認識與重新發現日本。

◆日本人到底遵循什麼樣的內部邏輯？

戰中的日本為什麼要扮演令人發指的侵略者？

日本的野心到底有多大，真的想吞掉美國嗎？

成為第&一個被yzd轟炸的國家後，又是怎樣迅速復興崛起的？

所有問題都能在這本《菊與刀》中得到解答。

內容簡介

《菊與刀》菊代表了求生精神，不屈的性格；刀代表了進攻欲望，不滿足於現狀。兩者矛盾又相符，結合在一起來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他們黷武而又愛美；自尊自傲而又彬彬有禮；頑固而又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心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歡迎革新。此書不僅提出了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和令人困惑的復雜，更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對日本人進行分解，去探求這些復雜和矛盾的形成原因。讀之既啟人深思，又引人入勝，是了解日本民族繞不過的經典讀本。

作者簡介

魯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出生於紐約，1909年畢業於瓦薩學院，是美國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20世紀初少數的女性學者。魯思受到法蘭茲·鮑亞士的影響，同愛德華·薩皮爾提出ZUI早的文化形貌論，認為文化如同個人，具有不同的類型與特征。其代表作品有《種族》《菊與刀》等。

譯者晏榕：

知名翻譯家，文學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主持人，主要從事東西方詩學及文化理論研究。已出版《SJ故事》《寬容》《菊與刀》等多部譯著。

目錄

第一章 課題：日本/001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019第三章 各就其位/040第四章 明治維新/073第五章 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095第六章 報恩於萬一/111第七章 報答Z難承受/129第八章 讓名聲清白/140第九章 人情圈/173第十章 德行的窘境/190第十一章 自我修養/224第十二章 兒童的獲知/248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來的日本人/292

精彩書摘

第一章 課題：日本日本人是美國曾與之全力作戰的Z難捉摸的敵人。在其他任何與強敵的戰爭中我們都沒有必要考慮如此迥然不同的行動和思想的習慣。正如在我們之前的沙俄於1905年所遇到的情況一樣，我們與之作戰的是一個不屬於西方文化傳統但是有著充分的武裝和訓練的民族。西方國家所認同的有關人類本性實際的戰爭慣例對日本人來說是不存在的。這使得太平洋上的戰爭不僅僅是一繫列的島嶼海灘登陸戰，也不隻是無法逾越的後勤供應問題，首要問題成了了解敵人的本性。為了對付他們，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行為。困難是巨大的，自日本緊閉的大門被打開後的75年來，日本人總是被極為怪異的一串“但是，又……”這樣的措辭來描述，這在對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描述上都從未有過。一位嚴肅的觀察家在論及日本以外的民族時，說他們彬彬有禮，就不大會再加一句“但是又傲慢無禮、專橫自大”。當他說到某民族的舉止行為無比強硬，也不會加上“但又容易適應激烈的變革”。當他說到某民族性格順從時，也不會去解釋說他們不易服從來自上級的控制。當說他們忠心耿耿而寬宏大度時，他就不會再去宣稱“但是又背信棄義、心懷叵測”。當說他們勇敢成性，就不會細說他們的怯懦。當說到他們行動完全不顧他人評判，就不會接著講他們有著一顆真正震撼性的良心。當描述他們的軍隊有著機器人般的紀律時，他不會接著描繪這支軍隊的士兵怎麼樣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當他描述一個民族熱衷於西方文化，就不會再去強調他們強烈的保守主義。當他寫一本書描述一個民族普遍崇尚美，從而給予演員和藝術家們以極高榮譽，並在菊花栽培方面煞費心力時，通常該書就不會再由作者做出補充，去講該民族如何致力於刀劍崇拜和崇尚武士的Z高榮譽。然而，所有這些矛盾卻成了有關日本書籍的經緯。它們是真實的，刀劍和菊花兩者都成了這幅圖畫中的一部分。在極大程度上，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蠻橫又有禮，既刻板又善變，既溫順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心耿耿又容易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於接受新的方式。他們極為關心別人對他們行為的看法，但當他人對其過錯一無所知時，他們又會為負疚感所困囿。他們的士兵極為守紀，卻不屈強力。在了解日本對美國來說已變得如此重要之際，這些矛盾以及許多其他同樣紛亂的矛盾就不能被不加理睬。危機在我們面前接連出現，日本人將會干什麼？有沒有不入侵它而使其投降的可能？我們該不該轟炸皇宮？我們對日本戰俘能有什麼期望？在對日本軍隊和日本本土的宣傳中我們該說些什麼纔能拯救美國人的生命並削弱日本戰鬥至Z後一人的決心？在Z了解日本的人們之間也存在嚴重的分歧。當和平來臨，日本這個民族需要持久的軍管法來維持其秩序嗎？我們的軍隊必須準備同日本的山脈要塞中那些走投無路而又死命堅守之徒進行戰鬥嗎？在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之後，日本也必須發動一場革命纔能迎來世界和平嗎？誰將領導這場革命？或者把日本人的滅絕作為另一種選擇？這使我們的判斷產生了極大分歧。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被允使用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能用到的一切技術來講清楚日本是怎樣一個民族。那年初夏期間正是我們對日本的大反攻剛剛顯示真實威力的時候。美國人仍在講著對日戰爭還將持續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在日本，人們則議論戰爭會持續一百年。他們說，美國取得了局部的勝利，但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離他們的本島還有幾千公裡。他們的官方報紙幾乎不承認海軍的失敗，而日本人也仍把自己看作是勝利者。然而，在6月形勢開始改變了。歐洲開闢了第二戰場，Z高司令部兩年半以來對歐洲戰事的優先考慮已無必要，對德戰爭的結束已近在眼前。在太平洋上，我軍已在塞班島登陸，這是預示日本Z終失敗的一個大行動。從那以後，我們的士兵便常常與日軍短兵相接。從新幾內亞的瓜達爾卡納爾、緬甸的阿圖、塔拉瓦和比亞克的戰鬥中，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與之競爭的是一個強悍可怕的敵人。因此在1944年6月，對我們的敵人──日本的大量問題做出解答就成為重要的事。無論問題是軍事的還是外交的，也不管它出自Z高政策還是事關散落於日本後方的傳單，每種見解都很重要。在這場日本發動的全面戰爭中，我們必須了解的不僅僅是東京當權者的目的和動機，不僅僅是日本的悠久歷史，也不僅僅是經濟和軍事的統計數據；我們必須知道他們的政府能從人民那兒得到什麼樣的依靠。我們必須試著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的形成模式。我們必須知道這些行動和看法後面的支持情況。我們必須把我們作為美國據以行動的前提暫時擱置一旁，盡量不草率地得出簡單結論，認為在給出的特定條件下我們會怎麼做，他們也會怎麼做。我的課題頗有難度。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在戰爭期間譴責對手是容易的，但要試圖搞明白你的敵人如何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人生就難得多了，而這件事又必須得完成。問題是日本人會怎樣行動，而不是假設我們處在他們的位置時我們如何行動。我必須把戰爭中日本人的作為加以利用，而不是把它們看成包袱。我必須觀察他們操縱戰爭的方法，而且暫時把它作為一個文化問題而非軍事問題來看待。同和平時期一樣，日本人在戰爭期間也是按他們的品性行事的。從他們處理戰爭的方式中可以得到他們生活和思維方式的什麼樣的特殊征兆呢？他們領導人的鞭策戰爭精神、打消迷惑、戰場用兵的方法……所有這些顯示了他們自認為可資利用的力量是什麼？我必須循跡於戰爭的種種細節，來搞明白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暴露自己的。但是，我們兩國正在交戰的事實不可避免地成為嚴重的不利條件。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文化人類學家Z重要的研究方法──實地調查。我無法去日本，生活在他們家裡觀察他們日常生活的負擔與壓力，並親眼看明白哪些是至關重要的，而哪些又是無關緊要的。我無法觀察他們在復雜事務中如何做出決定。我無法看到他們的孩子被怎樣撫養成人。約翰·艾姆伯瑞的《須惠村》是一個人類學家對一個日本村莊進行實地研究的WY著作，很有價值，但我們在1944年所面臨的關於日本的大量問題在寫那部著作時尚未被提及。盡管有這些巨大的困難，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自信尚有些研究方法和必要條件是可以利用的。至少我沒有放棄人類學家Z可信賴的做法，即同他正研究的人民進行面對面的接觸。在我們國家有許多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向他們打聽些他們所親身經歷的具體事實，從中發現他們對這些事實是如何做出判斷的，根據他們的描述來填補我們知識中的許多空白；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我相信這些知識對我們理解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或缺。研究日本的其他一些社會科學家，則是利用圖書館，分析過去的事件和統計資料、追蹤日本書面或口頭宣傳的字眼兒上的變化。我相信他們要尋求的許多答案根植於日本文化的規則和價值之中，如能同真正生存於這種文化中的人們一起探究，答案可能會更加圓滿。這並不意味著我不閱讀，沒有受惠於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士。大量研究日本的文獻和許多在日本生活過的優秀的西方觀察家給我提供了極大便利，這是前往亞馬孫河源頭或新幾內亞高地研究無文字部落的人類學家所得不到的。由於沒有可以書寫的語言，那些部落無法把自我展現落於紙面。西方人的評論也是一鱗半爪而流於表面，沒有人知道他們過去的歷史。進行實地調查的工作人員必須在沒有前輩學者的幫助下去探知他們經濟生活的方式、社會階層的劃分以及在他們的宗教生活中什麼是至高無上的。而在對日本的研究中，我卻是許多學者的繼承人。在研究文物的文獻中處處是對生活中微小細節的描寫。來自歐美的男男女女記下了他們生動的經驗，日本人自己也寫下了真正特別的自我展露的文字。與許多東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對書寫自我有著強烈的衝動。他們既寫他們的生活瑣事，也寫他們的全球擴張計劃，他們的坦率令人驚異，當然他們不會呈現出全部的圖景，沒有一個民族會這樣做。日本人在描寫日本時會忽略掉真正重要的事物，因為它們對他們來說太熟悉，就像呼吸的空氣一樣視而不見了。美國人在寫美國時也是如此，但日本人還是喜歡自我展露的。我閱讀這類文獻時，就像達爾文說他在搞物種起源理論時所讀的那樣，很注意那些沒辦法理解的事情。我需要了解些什麼纔能理解議會演說中那些鱗次櫛比的觀念？對本可寬恕的行動他們強烈譴責，而對不能容忍之惡行他們又坦然接受，這種態度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呢？在閱讀時我不斷提問：“這幅圖的毛病是什麼呢？”我需要知道些什麼纔能理解它？我也去看了些在日本創作和拍攝的電影──宣傳片、歷史片，以及描寫東京和邊遠農村的當代生活片。後來，我和在日本看過某些同樣電影的日本人一起重溫這些電影，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是以日本人的眼光來看待男女主人公和反面角色的，和我看待這些人物的眼光不一樣。當我迷茫不解時，他們卻明顯不是這樣。當我對情節和動機不甚明了時，而他們則可根據電影結構的方法來加以理解。這有如看小說，對於所看到的，我的體會同生長於日本的日本人的體會是大不相同的。這些日本人中有一些人會馬上為日本的習俗辯護，另一些人又憎恨日本的一切。很難說從哪些人中我學到的Z多。在這幅親切的圖景中，他們一致描繪出一個人在日本是如何安排他的生活的，不論是欣然接受還是痛苦地排斥。至於人類學家直接從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那裡獲取材料並加以洞察，那麼他所做的也隻是在日本生活過的所有出色的西方觀察家所做過的事。如果這就是一個人類學家所能貢獻的全部，那便不能指望他對外國居住者所做的日本研究再增加新的價值了。但是，一個文化人類學家由於所受訓練而具有的某種資歷，使他在富有學者和觀察家的領域花些時間增添自己的貢獻顯得很值得。人類學家知道很多亞洲和太平洋的文化。日本有許多社會構架和生活習俗甚至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落極為類似，有些與馬來西亞的類似，有些與新幾內亞的類似，有些與波利尼西亞的類似。當然，從這些類似情況推測古代人類的遷移和交往是件有趣的事，但是歷史關繫的可能性問題並非文化相似性是對我頗有價值的原因。相反，我知道這些風俗習慣是如何對這些原始文化起作用的，並從我發現的相似點和不同處得出日本人生活的線索。我也知道某些有關亞洲大陸上的暹羅[今天的泰國。──譯注緬甸和中國的情況，因而我可以把日本同作為偉大文化遺產一部分的其他民族作比較。人類學家在他們對原始人類的研究中已反復證明這種文化比較會多麼有價值。一個部落與其鄰近部落在其正式宗儀中會有90%的相同處，卻又可以對其進行修改以適應周圍任何人群並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在這個過程中它也許不得不排除一些基本的形式，它們在整體中所占比例不大，卻能使未來的發展進程轉向一個獨特的方向。對於一個人類學家來說，沒有比在有著整體共性的民族中發現差異這樣的研究更有益處的了。人類學家還必須使自己習慣他們自身文化同其他文化的巨大差異，必須使其研究方法得以磨礪纔能解決這一特殊的問題。憑經驗他們知道不同文化中的人所遇到的情形，以及不同部落和民族在理解這些情形時所采取的方式有著很大的差異。在某些北極村莊和熱帶沙漠，他們遇到的基於血族責任和財務交換的部落形式是在Z為奔放想像的時刻也難以創造的。他們必須調查的不僅有血族和交換的細節，而且還包括這些部落形式在部落行為中的後果是什麼，以及每代人如何從孩提時就去習慣傳承這些形式，正如此前他們祖先所為一樣。對差異及其調整，以及它們的後果的專業性關注也能很好地運用在對日本的研究中。沒有人不知道美國和日本之間根深蒂固的文化差異，我們甚至有個關於日本人的民間說法，凡是我們干的，他們就對著干。如果一個研究者對差異這樣深信不疑，僅僅停留在滿足於一個簡單的說法，認為這些差異如此離奇，以致理解這種民族是不可能的，那就太危險了。人類學家以其經驗可以充分證明，即使稀奇古怪的行為也不妨礙人們對它的理解。人類學家比其他任何社會科學家都更專業地把差異作為一種寶貴的資源而不是負面條件。沒有什麼能讓他們如此強烈地關注制度和民族，既然它們在現像上這麼奇怪。在他對部落的生活方式的研究中沒有什麼是想當然的，這使他不能隻著眼於少數選定的事實，而是一切事物。在對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一個在比較文化研究方面未經訓練的人會忽略整個行為領域。他把這麼多東西都視為理所當然，以致不再去探究一繫列日常生活的瑣碎習慣和家常事務中已被接受的公論，而它們被投放到民族這屏幕上，對國家未來的影響遠比外交家們所簽署的條約大得多。

前言/序言

譯者序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在歐洲戰場，德國敗局已定，美國開始制定對德的戰後政策。而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還在瘋狂地運轉。面對這個與自己有著巨大差異的東方民族，美國Z高決策層認為有兩大棘手問題亟待解決：一是日本Z終會不會投降；二是如果日本投降，是否需要保留其天皇體制。美國政府將這兩大問題交給了傑出的女性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魯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曾就讀於美國瓦薩爾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她的老師是被稱為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的博亞斯。本尼迪克特學識淵博、治學嚴謹，此前已在原始宗教、人種學和民族人格理論方面有過豐碩成果，並在1934年寫出代表作《文化模式》。“受命”於美國政府後，她采用文化人類學的科學方法，寫出一份關於日本的長篇研究報告，報告裡預測了日本會投降，並指出要保留日本原有的統治體制。戰後，美國制定的對日本的治理政策以及日本的社會發展狀況與這份報告的意見驚人地一致。1946年，作者將報告加以整理，並加上了研究方法和日本投降後情況的概述（本書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以《菊與刀》為名正式出版。由於作者對日本社會和日本民族的多方面的了解和深刻見地，此書一出版立即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連日本學者也認為此書是了解日本文化的Z好讀本，甚至認為通過這本書日本人纔能真正了解自己。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部著作仍然被世界各國研究日本民族的學者廣為論及，被奉為圭臬。但是，由於戰爭的原因，本尼迪克特在寫這部書時卻沒有機會到日本進行實地考察，而且此前她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這也是為什麼仍有些人對這部著作有看法的原因。那麼，本尼迪克特本人又是以什麼獨特方法來解決這一看起來是文化人類學研究之大忌的矛盾的呢？其實在她的文化模式理論中，本尼迪克特就提出了各種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特定的文化支配特定的行動和思維方式，而人類文化學則應側重研究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即文化結構對民族人格的整塑和影響。在本書的第一章，作者也清楚地講到了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問題，並不惜筆墨描繪了日本民族的矛盾和雙重的人格。她以“菊花”與“刀”來概括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和性性，因為在日本，“菊花”是皇室的家徽，而“刀”又是武士道文化的像征，顯然這樣一種具像概括是頗有深意的。由此矛盾入手，作者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秩序觀或等級觀，從政治法度到社會風俗，從價值體繫到生活小節，從道德倫理到人格修養，從上層統治到日常經驗，無不貫穿了細致入微的文化模式和人格理論層面的民族文化特征分析。在這一過程中，作者綜合運用了比較研究方法，將日本文化與西方的歐美“罪感文化”及東方的中國儒家“仁道”文化相對比，把日本文化總結為一種獨特的“恥感文化”。這一成果對於日本社會文化研究來說無疑是個巨大貢獻。“罪”是要靠內心來主動反省的，而“恥”則是因外力而被動感受的，前者隸屬於個人，而後者依附於群體。和“罪”相聯繫的是“贖罪”，是良心的自責和懺悔；和“恥”相聯繫的是“雪恥”，是人前的報復和炫耀，二者有著天壤之別。然而對於日本人來說，“恥感”卻是高於一切的，它決定著人們的價值判斷、行為選擇和義務認同。由此，日本民族在一定時期內的人類秩序觀念、天皇和神道觀念、戰爭觀念乃至武士道精神，均可一一迎刃而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盡管著者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但她卻通過各種可能的渠道（包括去戰俘營中了解被俘的日本士兵）搜集了眾多詳盡的材料，正是依據這些生動而有說服力的材料，作者令人信服地刻畫了日本民族的社會文化特征。所以，應該說本尼迪克特在寫作此書時確實是做到了揚長避短，在不利條件下做到了當時美國政府所允諾的“利用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所能利用的所有方法”來進行她的研究，從而使《菊與刀》成為文化人類學研究應用的一個成功範例。中國和日本隔海而鄰，在文化淵源上也有著親密的關繫，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無疑，兩國在許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但中國真的了解它身邊的這位鄰居嗎？我在此書的翻譯過程中，比以前更深切地體會到了中日兩個民族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異。一方面，日本的神道教讓它自足、尊大、偏執和佞狂；另一方面，日本又是個島國，在歷史上長期處於中華文化的邊緣，這又構成了日本文化人格中的那種敏感、脆弱、悲苦和孤絕的色彩；這兩方面使日本這個民族顯得極其特別。但不管怎樣，當今世界的一體化已是大勢所趨，任何文化中心主義都已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潮流。因此，互相了解對於中日這兩個都有著民族優越感習慣的國家就變得尤為重要。本書據美國波士頓Houghton Mifflin公司版本譯出，部分涉及日本歷史文化的內容參考了長谷川松治的日譯本（社會思想社1972年版）。全書由甄遠寧、小森校訂，時值酷暑，在此向他們致以深謝。譯文力求忠實於原文，但由於譯者水平有限，加之時間倉促，錯誤疏漏之處還請讀者朋友們批評指正。晏 榕2005年8月1日於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