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小說史上的裡程碑作品！美國大學生的必讀書目！獲普利策獎，在美國熱銷一千多萬冊！被評為二十世紀百部佳英語小說之一！和《安妮日記》一樣成為猶太文學的經典之作！威廉·斯泰隆超過了自己的現實世界並跨越歷史和文化的界限，無論文學評論家和讀者都同樣將他推舉為繼海明威、福克納之後時代的偉大作家。

蘇菲是一個擁有痛苦過去的波蘭女子。在納粹集中營裡，她選擇了讓兒子活下來，而把女兒推向了焚尸爐；她像一隻搖尾乞憐的小狗，賣命地為納粹打印屠殺猶太人的報告；她忍受著德國醫生、看守、甚至女管家的調戲、強暴、變態的凌辱；她違心地用自己的色相去誘惑納粹司令官。恐怖、恥辱、罪惡和絕望的陰影籠罩著一顆碎裂的心靈。

戰後，她在美國與猶太人內森相愛。他們瘋狂地做愛，就像發狂的野獸在撕咬、搏鬥，仿佛在釋放最後的生命之火。多疑、狂躁的內森經常辱罵、毆打蘇菲；蘇菲懷著對猶太人負罪的心情，默默地承受著情人的暴虐，以解脫沉重的精神負擔。每每如此，他們的精神和肉體，痛苦和快感，纔交織著達到高潮。

《蘇菲的選擇》適合文學愛好者閱讀。

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一九二五年生於弗吉尼亞州，畢業於杜克大學，曾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被譽為繼海明威和福克納之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一九五一年，長篇小說處女作《躺在黑暗中》一問世就獲得美國文學藝術學會的大獎。一九六七年的《納特·特那的自白》為其贏得當年的普利策文學獎。一九七八年由著名的蘭登書屋出版的《蘇菲的選擇》成為美國當代小說的經典之作，被譽為“西方小說史上的裡程碑作品”，為斯泰隆摘得了當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其小說慣於將死亡與性，殘酷與激情融為一體。另著有《漫長的行程》、《縱火焚屋》、《靜靜的灰塵》和《看得見的黑暗》等。

蘇菲的選擇

奧斯威辛和文學想像

那時候，曼哈頓區很難找到便宜的公寓，所以我隻好搬到布魯克林去。那是一九四七年，我記得很清楚，夏天陽光柔和，空氣中充滿馥郁的花香。當時年輕的我，二十一歲，奮力想要成為一名作家，卻發現十八歲時那股使我熱烈燃燒的創作之火，已經化為一盞幽暗的標示燈，僅餘絲微像征性的光芒而已。並非我已無意於寫作，我仍然熱望將那部我長久以來想寫的小說寫出來。但是，在我開始寫了幾段之後，就再也寫不下去了——套用斯坦因給一位二流作家所下的結論：“我是美感滿腔卻無處下筆。”更糟的是，我失去了工作，身上的錢所餘無幾，於是自我放逐到富勒布須區——像其他的同鄉一般，又一個在猶太人王國中徘徊的年輕小伙子。

就叫我丁哥吧，那時期認得我的人都這麼叫我。

我還在弗吉尼亞州家鄉念中學時就有這個諢名了。我母親去世後，我父親認為我難以管教，便將十四歲的我，送進這所學校。我這個人不修邊幅，對個人衛生也不加注意，因此很快就得到了“臭蟲”的稱號。不過隨著時光流逝，加上我個人習慣徹底的改變（事實上我甚至變得有點潔癖），這個難聽的綽號，便在不知不覺中為人淡忘，代之而起的，是更為戲謔的“丁哥”，直到我三十幾歲時，這個諢名纔神秘地和我告別，像一個蒼白的鬼魂，從我的生命中銷聲匿跡。但是在我寫作的這段時期，我仍然被稱為丁哥。我之所以要在一開始時，便對我這個綽號加以解釋，是因為我所要描述的，是我生命中最灰暗最孤獨的時期，就像隱居在山洞裡的瘋子一樣，幾乎沒有人知道我的真實姓名。

我很高興丟了差事——這是我這一輩子除了領軍餉外，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支領薪水的職務——雖然失去了這份工作，使我更加窮困。現在我更認為，在我那麼年輕時便明白了無論何時、何地，我都不是一個坐辦公室的料，對我而言，實在是有利無害。事實上，想到最初我是多麼向往這份工作，而不過五個月後我卻欣然——甚至可以說是松了一口氣——接受解雇的命運，倒使我頗為驚訝。一九四七年，工作機會極其稀少，尤其是出版業的工作，我很幸運地被一家大出版社所雇用，職位是“二等編輯”，專門負責審核手稿，周，扣除稅金後，每一鐘點的報酬大約是九毛錢。每個禮拜五，那個彎腰駝背的婦人，會把一張薄薄的藍色支票放在我的辦公桌上。然而對於一個有財有勢的大出版家付給我這份微薄薪金的事實，我絲毫不覺沮喪。我年輕氣盛，懷抱崇高的理想，況且，這份工作也自有其迷人的補償：在二一餐廳午膳，和約翰·奧哈拉共進晚餐，纔色俱佳的女作家為我的編輯洞察力而感動，諸如此類。

這種機會事實上並不多見。主要原因是，這家出版社雖然以出版科教書、工業用書及數十種科技雜志——範圍之廣，包括養豬業、埋葬科學和塑膠壓鑄一為主，也兼出版小說和非小說，因此需要一個像我這樣的審稿人，但投稿的作家卻很少有真正熱衷於文學的。舉例而言，我剛上班時，出版社所支持的兩位最傑的作家，分別是一位退休的海軍上將和一個因寫鬼故事名登暢銷榜作家的前共產黨員。想要找一個像約翰·奧哈拉那樣的作家，根本就是絕無可能。此外，我擔任這份差事的時候，正處於經濟蕭條時期。當時麥克勞一希爾出版社（以我雇主的名字為名）缺乏文學的名氣。它一向以供應科技書籍而出名，我工作的那個小部門，自然顯得無足輕重。

因此，我每天盡心竭力地坐在辦公室裡，不僅沒有機會一讀略有可觀之處的手稿，還被迫用心閱讀一無是處的作品——稿紙上滿是咖啡污漬和指紋，顯然麥克勞一希爾是這些作者（或經紀人）最後考慮的出版社。但是年輕而又醉心於英國文學的我，就和馬修·阿諾德一樣，嚴格要求任何作品，都必須包含最g的嚴肅性及真理，評審嚴苛，毫不留情。在麥克勞一希爾大樓——位於西區四十二街，一幢外觀巍然卻缺乏精神的綠色大廈——二十樓上那間窄如鴿籠的辦公室裡，被我淘汰的作品堆滿了我的辦公桌，全都滿載著希望和歪曲的造句。無論那著作有多壞，我都得寫上相當詳盡的評述。起初對於能夠大肆批判這些手稿感到痛快而有趣，但不久後，這些千篇一律的平庸之作便令人掃興，我開始厭煩這份無聊的工作，也厭煩不停地抽煙和曼哈頓區煙霧彌漫的景色，以及在枯燥而沉悶的時光中，寫出無情的讀後報告。我不做潤飾，逐字照錄，列舉如下：高高蔓草艾默尼亞·畢爾提克著小說描述發生在新澤西州南方沙丘和曼越橘沼澤間的愛與死。男主角韋勒·史塔威，剛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是一間曼越橘罐頭工廠的繼承人，瘋狂地愛上了蕾夢娜·布蘭。蕾夢娜的父親艾拉·布蘭是前左傾分子，也是曼越橘揀取者的罷工領導人。本書情節錯綜復雜，韋勒的大亨父親——藍登·史塔威，陰謀處死了老艾拉，後者支離破碎的尸體，某天早上被發現丟棄在曼越橘揀選機裡面。這件事使得被描述為“纔智卓越，風度翩翩”的韋勒和“身材苗條柔軟，幾乎難以掩蓋其潛藏在體內的情潮”的蕾夢娜互相詰責。

在我書寫的此刻，猶令我感到驚愕，我認為這可能是一部最糟糕的小說。盡速退回原稿。

哦，驕傲而妄自尊大的年輕人！我在談論這些毫無文學水準的著作時，是多麼幸災樂禍。我也無所畏懼地批評麥克勞一希爾以及它出版後可能被《讀者文摘》的書摘精華選用為“爛”作品的傾向（雖然我的嘲弄，大概就是我後來被炒魷魚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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