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7年10月的最後兩周內，3名年輕女子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校區內被綁架，隨後被挾持到郊區強奸。在第三宗綁架案發生不到40小時後，警方拘捕了嫌疑犯—22歲的男子威廉·米利根。拘捕“校園色狼”令哥倫布市警察局一舉成名。
一位頗以從未在任何強奸案中輸給陪審團而深感自豪的檢察官聲稱：“這個案子贏定了，指紋、物證、受害者指認一樣不少，拘捕證據完美無缺，這小子要倒大霉了。公共辯護律師這回沒戲唱了！”
然而，年輕的公共辯護律師施韋卡特和朱迪發現他們的當事人言行矛盾重重。施韋卡特第一次在獄中見到那個受到驚嚇的孩子，請求他找個女律師來處理他的案子，因為男性令他感到恐懼。回到辦公室之後，施韋卡特一頭扎進朱迪的辦公室說：“猜猜誰想請你打官司。”
第二次見到的比利卻判若兩人，言行舉止全然像個狡猾的騙子。
朱迪後來告訴施韋卡特，那個用頭去撞牆試圖自殺的男孩與那個膽怯、精神恍惚的少年根本不像是同一個人。
公共辯護律師認為他們的當事人患有精神分裂癥，無法接受審判，因而向弗洛爾法官申請為比利做心理狀態檢查。弗洛爾法官同意由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西南社區心理康復中心為被告做檢查。
西南社區心理康復中心委派的心理專家多蘿西·特納（Dorothy Turner）很快就發現，她面對的是一個多重人格障礙癥（MPD）患者。她見到了負責承受痛苦的戴維（8歲），發現他用頭撞牆壁是想把自己撞暈以逃避痛苦。他告訴特納一個秘密：“比利”（核心人格）一直沉睡，是因為阿瑟（英國人）和裡根（南斯拉夫人）擔心比利醒來會自殺並傷害其他的人格。
特納讀過許多有關多重人格障礙癥的文章，但從未親眼見過這類患者，因而請求心理康復中心的匈牙利籍醫生卡洛琳幫助診斷。
為了不影響卡洛琳醫生的判斷，特納隻告訴她這個年輕的患者有“意識暫時喪失”的癥狀。根據這個癥狀，再加上童年時曾發過高燒，卡洛琳醫生最初認為比利的“意識暫時喪失”屬於突發癥狀。卡洛琳在與比利見面之前曾告訴特納，他的癥狀可能是大腦創傷和突發性精神錯亂導致的。聽了她的話，特納臉上露出嘲諷的微笑，令卡洛琳頗為不解。
在監獄會客室裡，特納向卡洛琳介紹了丹尼、湯姆、亞倫和裡根。在會面過程中，這些人格交替出現，令卡洛琳驚訝不已，完全摸不著頭緒。裡根給她留下的印像最為深刻，因為他們交談了幾句之後，他就用濃重的斯拉夫口音告訴她，他在監獄裡遇見的所有人當中，隻有他們倆說話不帶口音。
雖然卡洛琳事後得知裡根是個很危險的人物，但覺得自己還是最喜歡他。自那天起，她堅信比利確實具有多重人格。
卡洛琳在治療其他多重人格障礙癥患者後曾解釋過：“你一旦發現多重人格的存在，就永遠擺脫不掉那種強烈的感覺。你能覺察到病人體內的人格轉換和變化，還有你自己的反應— 一種獨特的、融合了同情和憐憫的雙重感受，而且這種感覺非常強烈。我第一次看見比利就有這種感覺。”
在卡洛琳確認比利是多重人格障礙癥患者之後，特納首先給朱迪打了電話。她告訴朱迪：“我目前還不能和你討論案情，但是如果你還未讀過《人格裂變姑娘》（Sybil）這本書的話，我建議你先去買來讀一讀。”
幾天後，獄警打電話到施韋卡特家。“你大概不相信，”他說，“但你的當事人一定有問題。他砸碎了監獄裡的馬桶，然後用銳利的碎瓷片割自己的手腕。”
為了防範他再次自殺，郡檢察長下令給比利穿上緊身衣。但沒過多久，一位在監獄巡視的醫生叫來值勤警衛，他們看到比利掙脫了緊身衣，把它當作枕頭，很快就睡著了。
心理專家特納帶朱迪認識了比利的部分人格。阿瑟用標準的英國腔向她解釋了自己如何運用想像力幫助那些年幼的人格發現他們失落的時間。他告訴他們，“站在光圈下”的人會擁有意識並出現在現實世界，而其他人則待在周圍的陰影中，或是注視或是睡覺。
朱迪見到了逃亡專家湯姆、3歲的克麗絲汀（首次出現）、曾遭繼父卡爾莫虐待和強奸的10來歲的丹尼，以及油嘴滑舌的亞倫。
朱迪在隨後的幾天裡了解到，阿瑟在安全情況下負責決定讓誰站到光圈下。但在危險時期—例如在監獄裡，則由裡根決定由誰出現。砸碎馬桶的就是裡根，他內心充滿仇恨，力大無窮，也是內在人格的保護人。
朱迪帶施韋卡特去見比利時，他對比利是否罹患多重人格障礙癥仍有所懷疑。然而，當他離開監獄時，對此已深信不疑。他認為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求法官對比利進行徹底的檢查，以決定比利犯罪時的精神狀態，以及他目前是否有能力接受審判。
施韋卡特和朱迪為比利辯護存在兩大障礙，一個是俄亥俄州假釋局，另一個是收容精神病犯人的州立利瑪醫院。
比利因搶劫罪被判15年徒刑，在服刑2年後最近纔剛剛獲得假釋。鋻於比利違反了假釋規定，成人假釋局局長約翰·休梅克（John Shoemaker）下令立刻將他送回監獄。施韋卡特深知，在當事人精神狀態不穩定的情況下，遠距離為其辯護這麼復雜的案子非常困難，因而說服弗洛爾法官，隻要比利還在富蘭克林郡法院（位於哥倫布市）的審判權內，並處於俄亥俄州心理健康局的監護之下，假釋局無權再次拘捕被告。
第二是要確保比利在哥倫布市附近的精神病醫院接受檢查以及治療。在俄亥俄州，被告通常會被送到州立利瑪醫院（在當地稱為利瑪）接受審判前的精神檢查和治療。但許多檢察官和心理健康機構都認為利瑪醫院是俄亥俄州最糟糕的精神病院。
施韋卡特和朱迪向弗洛爾法官表示，比利根本無法在利瑪醫院生存下去，而且他的多重人格障礙癥顯然需要請專家診斷和治療。基於他們的要求，弗洛爾法官裁決比利到哈丁醫院接受精神檢查。哈丁醫院是哥倫布市的一家私人醫療機構。喬治·哈丁（George Harding）醫生是一位備受尊敬、沉穩持重的精神病醫生，對多重人格障礙癥的爭議持中立開放態度。他最終同意讓比利轉到哈丁醫院接受檢查，並要求該醫院將鋻定報告呈送法院。
在其後為期7個月的綜合評估中，哈丁醫生咨詢了國內研究多重人格障礙癥的專家，特別是科尼利亞博士（曾治療《人格裂變姑娘》一書中的多重人格分裂患者）。在她的幫助下，哈丁發現了比利後來廣為人知的10個人格，其中包括原始的“核心”人格比利。哈丁設法讓這些人格彼此溝通，以實現所謂的意識融合。
1978年9月12日，在對比利進行了7個月的觀察和治療後，哈丁醫生提交給弗洛爾法官一份長達9頁的報告，說明了比利的治療情況、社會經歷和精神病治療史：
患者述說，在他的家庭裡，母親和孩子們均遭受了肉體虐待。他自己曾遭到包括肛交在內的性虐待。根據患者的敘述，事情發生在他八九歲之時，共持續了大約1年時間，通常是於他和繼父在農場獨處時發生的。患者擔心繼父會殺了他，因為繼父曾威脅說“我要把你埋在谷倉裡，然後告訴你母親說你逃跑了”。
哈丁醫生通過其他精神病病例了解到，幾乎所有的多重人格障礙癥患者都曾遭受過性虐待，特別是在童年時期。
哈丁對整個病例進行分析時指出：比利親生父親的自殺讓他失去了父愛和關懷，令他處於“不正常的精神壓力之下，而極度的罪惡感導致了他內心的緊張和衝突，並產生了一些幻覺。他成了繼父為滿足心理和性需求而實施暴力和性虐待的犧牲品”。
比利幼年時曾親眼目睹母親遭到繼父無情的鞭打，體會到“母親的恐懼和痛苦……”，因而“出現了分離焦慮，使他的心理處於一種不穩定的虛幻狀態，各種人格隨時都會出現在夢境裡。再加上繼父的輕視、暴力和性虐待等行為，終於導致人格不斷分裂的現像……”
哈丁醫生結論道：“我認為患者已具備接受審判的能力，他的多重人格業已完成融合……我還認為，患者在此之前患有精神疾病，因此無法為1977年10月下旬犯下的罪行負責。”
由於富蘭克林郡檢察長伯納德·亞維奇（Bernard Yavitch）接受了哈丁醫生在精神評估報告中提出的觀點，弗洛爾法官宣布被告無罪釋放。因此，比利成為法律史上犯下重罪卻“因精神異常而獲判無罪”的第一人。
多重人格障礙癥不但罕見，而且引起了眾多爭議，因此弗洛爾法官建議檢驗法庭不將比利送往利瑪，而是轉到一個能夠治療這種罕見疾病的醫院。審讀報告和證據後，檢驗法庭接受了初審法官的建議，判決將比利送至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由多重人格障礙癥專家考爾醫生負責治療。
除哈丁醫生在最初治療階段發現的包括比利在內的10個不同人格外，考爾醫生不久又發現了另外14個年齡、性別、智商和測試結果各異的人格。
這些人格中有13個被排除在光圈之外，因為阿瑟將他們列入了“不受歡迎的人”，不允許他們再出現。根據治療其他多重人格障礙癥患者的經驗，考爾醫生運用專業知識將23個內在的“人”融合成一個全新的個體，即所謂的“老師”。“老師”能夠記憶起所有人格自出生起的經歷。
盡管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是一所開放的心理治療機構，而不是安全措施嚴格的醫院，但比利必須遵守各項規定，未經考爾醫生準許，不得擅自離開醫院。為了進行治療，必須讓比利擁有自信心，並建立起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互信，因而考爾醫生逐步放寬了對比利的限制，讓他享受病人擁有的權利和自由。起初，比利獲準在護理人員陪同下走出醫院大樓，後來又準許他像其他患者一樣，簽名後便可外出做短暫的散步，但不能超出醫院附屬園地的範圍。
幾個月後，兩名護理人員帶著比利進城（買繪圖用品、會見律師，以及到銀行把賣畫的錢存起來）。後來比利又獲準在一位護理人員陪同下離開醫院。最終，考爾醫生認為比利已經為單獨外出做好了準備。
為了讓大家不對下一步治療產生誤解，考爾醫生征得醫院主管的許可，在院方通知地方法官和假釋局後，允許比利自行出入醫院。
成人假釋局局長休梅克並未按處理精神疾病假釋犯人的一般程序行事，而是堅持繼續監控比利和為他進行治療的小組。弗洛爾法官反對以違反假釋規定為由將比利再度送回監獄，因此休梅克隻能等比利“痊愈”並處於法院審判權外之後，纔能把比利送回監獄繼續服剩下的13年刑期。
比利幾次離院獨自進城都非常順利，“老師”對自己維持融合狀態的能力也頗為滿意。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校區裡自由行動，與那些學生並無不同。考爾醫生治療比利取得的初步成果，令施韋卡特和朱迪相信比利也能過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比利與其他多重人格障礙癥患者的情況有所不同。醫生可以在不公開的情況下治療其他患者，媒體報道時也不會使用真實姓名，而比利自被拘捕的那一刻起，就被媒體徹底曝光。診斷結果一經報道，比利和為他治療的醫生就會立即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以及俄亥俄州市民攻擊的對像。幾位俄亥俄州政府官員對考爾醫生及其以精神異常為由替比利辯護的律師提出了質疑。在醫生和比利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哥倫布市刮起了一場針對他們的輿論風暴。
1979年3月30日，《哥倫布市快報》第一次刊登了關於比利及其主治醫生的報道。
醫生允許強奸犯走出心理健康中心
約翰·斯維澤（John Switzer）報道
去年12月被轉送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的多重人格癥強奸犯威廉·米利根，已獲準自由活動而不受監控。……威廉·米利根的主治醫生考爾向本報記者透露，威廉·米利根已獲準離開醫院，自由進出阿森斯市……
有關比利治療情況的負面報道接踵而來，包括一篇題為“必須立法保護社會”的評論員文章。
兩位州議員—阿森斯市的鮑爾（Claire Ball）和哥倫布市的斯廷奇雅諾（Mike Stinziano），對醫院和考爾醫生提出了質疑。他們要求俄亥俄州立法局召開聽證會，重新考慮允許比利轉往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接受治療的法律是否恰當，並要求修改“因精神病而獲判無罪釋放”的條例。
斯廷奇雅諾指控考爾醫生（搞錯了人）之所以允許他的患者“自由行動”，是因為他正秘密地撰寫一部有關比利的書籍，試圖借著患者的惡名謀取暴利。兩位議員要求醫院舉行調查聽證會，加上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激起的公眾輿論，迫使醫院為平息公眾的怒火將比利的活動範圍限制在醫院之內。
媒體對醫生不公正的指責令比利非常難過，而對他之前接受治療的批評更令他深感困惑。“老師”放棄了，比利再度分裂。
隨後，輿論攻擊的矛頭轉向了法院，要求將比利轉送到專門治療精神病罪犯的州立利瑪醫院。
1979年7月7日，《哥倫布市快報》用醒目的紅色標題發布了頭條新聞：
強奸犯威廉·米利根將在數月後獲釋
文章報道說，比利在三四個月後就能恢復正常。根據美國最高法院對聯邦法律的解釋，屆時比利可能會被釋放。一名記者在采訪斯廷奇雅諾議員後寫道：
他（斯廷奇雅諾議員）認為，如果比利在哥倫布市活動，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在政府官員和媒體持續不斷地發動攻擊10個月之後，阿森斯市郡法官瓊斯判決將比利轉往利瑪醫院（俄亥俄第四巡回上訴法庭後來裁決該項判決侵犯了比利的權利）。於是，1979年10月4日，比利被轉送到180公裡之外被稱為人間地獄的利瑪醫院。
這部真實故事的續集便是從這裡開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