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卷帙浩繁、優美動人的阿拉伯民間故事集。它好似用離奇突兀的情節、神奇瑰異的想像繡織出的一幅宏偉輝煌、絢麗多彩的畫卷。在世界文學史上，很難找到哪部文學作品能像它傳播那樣廣，影響那樣深，以至於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俄國大文豪高爾基曾說過：“在民間文學的宏偉巨著中，《一千零一夜》是*壯麗的一座紀念碑。這些故事極其完美地表現了勞動人民的意願——陶醉於‘美妙誘人的虛構’，流暢自如的語句，表現了東方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美麗幻想所具有的力量。”我國作家葉聖陶先生也說：“《一千零一夜》仿佛一座寶山，你走了進去，總會發現你所喜歡的寶貝。雖然故事是一個長故事，但是我們若截頭去尾，單單取中間包蘊著*小的一個故事來看，也覺得完整美妙，足以滿意，這譬如一池澄淨的水，酌取一勺，一樣會嘗到甘美的清味。”
《一千零一夜》的書名是來自其主線故事：相傳古代有一個薩桑國，國王山魯亞爾發現王後不忠，一怒之下，除將她及與其私通的奴僕殺死外，還存心向所有的女人報復：每娶一個處女，枕宿一夜之後便將其殺掉再娶。如此三年，全國一片恐慌。聰慧、美麗的宰相女兒山魯佐德為使姊妹們不再慘遭虐殺，毅然挺身而出，讓父將自己送進宮去。她請國王允許將其妹敦婭佐德召進宮，以求死別。其妹按照事先約定，要求姐姐講個故事以消遣一夜。於是山魯佐德便征得國王同意，開始講起故事。翌晨天剛亮，那引人入勝的故事卻正值精彩之處，留下懸念。國王受好奇心驅使，想知道故事結局，隻好免山魯佐德一死，讓她第二夜接著講。就這樣，故事接故事，故事套故事，每到夜盡天亮時，正是故事興味正濃處，“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一直講了一千零一夜。其間，山魯佐德還為國王生了孩子。*後，國王受到那些神奇迷人的故事感化，幡然悔悟，棄惡從善，決心與聰明、美麗的山魯佐德白頭偕老。
這部鴻篇巨制的民間故事集並非一時一地一人所作，它實際上是古代東方，特別是阿拉伯地區的民間說唱藝人與文人學士歷經幾世紀共同創作的結果。
阿拉伯阿撥斯朝建國初期八世紀中葉到九世紀中葉，有長達百年的“翻譯運動”，大批外文書籍被譯成阿拉伯文。據阿拉伯學者邁斯歐迪在《黃金草原》一書中稱：“在從波斯、印度、羅馬文翻譯過來並傳到我們手中的群書中，有《希扎爾?艾夫薩乃》一書，由波斯文譯為阿拉伯文的意思就是‘一千個故事’。故事一詞的波斯文就叫‘艾夫薩乃’。人們稱這部書叫‘一千零一夜’”。另一位阿拉伯學者伊本?奈迪姆在《索引》一書中則說：“*早將故事編撰成書，並將其保存於文庫（其中有些是動物寓言）的是古代的波斯人……這些故事在薩桑王朝時期數量更多，面也更廣。阿拉伯人將它們譯成了阿拉伯文。一些善於言詞、長於修辭的人們把它們拿過來，進行修飾潤色，並按其類似內容進行整理。在這類內容方面搞的**本書就是‘希扎爾?艾夫薩乃’。”伊本?奈迪姆並隨之加以評論道：“事實是——如蒙天佑——*早在夜晚進行夜談的是亞歷山大。他有一伙人逗他笑，向他講故事。他這樣做倒不是為了取樂，而是為了記下，作為鏡鋻。此後，國王也都因此而利用《希扎爾?艾夫薩乃》一書。全書有一千頁，卻不到二百個故事。因為一個故事也許要講幾夜。我曾分幾次讀完全書。事實上，這是一本粗俗無聊的書。”
從上述引文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千零一夜》的雛形譯自波斯的名為《希扎爾?艾夫薩乃》一書。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串聯起來的主線（引子）故事的基本情節連同這個故事的女主人公山魯佐德的名字都來自這本書。學者們又多認為，波斯的《希扎爾?艾夫薩乃》可能來源於印度。
《希扎爾?艾夫薩乃》原書已佚，原貌已不得而知。但顯而易見，它與現在所見的《一千零一夜》大不相同。因為它在當時還隻是一隻“丑小鴨”——“粗俗、無聊”，遠沒有成為羽翼豐滿、令人贊嘆的“天鵝”。事實上，《希扎爾?艾夫薩乃》隻是為日後的《一千零一夜》提供了一個主線故事，一個伸縮性很大的故事框架——山魯佐德為國王講了一千或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據學者考證，《一千零一夜》定1517—1535年之間的埃及。從八九世紀《希扎爾?艾夫薩乃》的譯出，即《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故事開始在阿拉伯人中間流傳，到十六世紀定型，這七八世紀就是《一千零一夜》由“丑小鴨”變“天鵝”的成長過程，即成書過程。而在定型成書前，“它是一些故事集。編寫出來不是為了閱讀，也不是為了保存於圖書館的，而是一種散亂的故事集子。將它們寫下來的目的在於要通過講述它以娛樂公眾。幾百年間，說書人帶著這本書的各自抄本，可以隨意抻長，隨意增刪。直到後來的時代，人們用贊賞的目光來看待這些故事，於是要麼通過印刷，要麼通過圖書館對那些抄本進行保存，這些故事便被限定下來。”即可以認為，在十六世紀《一千零一夜》定型前的各種手抄本，實際上多是說書人備忘的“底本”。
《一千零一夜》除了主要源自《希扎爾?艾夫薩乃》的印度、波斯故事外，還有兩大組成部分：一是出自阿撥斯朝的伊拉克；一是出自馬木魯克朝的埃及。
阿拉伯人自古就有講故事的傳統。到阿撥斯朝，隨著阿拉伯帝國的形成穩定，政治軍事的強盛，經濟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商業的發達，促進了城市的昌盛和市民階層的成長，於是以說書、講故事為主要形式的市井文學便應運而生。《一千零一夜》正是這種市井文學的代表作。
阿撥斯朝滅亡後，馬木魯克朝的埃及實際上成了當時阿拉伯的經濟文化中心。自阿撥斯朝後期開始出現的文學作品向文野兩個方向發展的趨勢，在這一時期顯得益甚。那些以雕詞鑿句、浮文巧語為特色的所謂高雅詩文很難為普通百姓所接受，倒是民間藝人的說唱——市井文學使以商人為主的市民感到更為切。馬木魯克王朝的統治者原是突厥、塞加西亞等異族人。他們由於自己的文化修養和語言水平較低，自然也更喜歡通俗的市井文學。而且，由於埃及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當時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使興起於阿撥斯朝初期伊拉克的市井文學，在馬木魯克王朝的埃及再次繁榮。《一千零一夜》在此時此地又注入新的血液，而*後定型，也就不難理解了。
《一千零一夜》的成書定型過程，實際上是說書人在《希扎爾?艾夫薩乃》這一粗俗、松散的底本上，在內容方面不斷增加、擴充，使其更加豐富多彩，在藝術性方面不斷修飾、潤色，使其臻於完美的過程。這一過程是由文人學士和民間藝人共同完成的。其方式、方法大約有三種：一是將現成的書面故事塞進或糅進這本故事集中；二是將一些民間口頭流傳的傳說、故事加工、整理出來，補進書中；三是將書中原有的故事修補、抻長。
值得注意的是《一千零一夜》發源、流傳、成書、定型過程的空間與時間。須知，《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集中產生於印度、波斯、伊拉克、埃及。這些地區有人類*古老的文明——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波斯文明的積澱，而且由於伊斯蘭初期的開疆拓域、阿拉伯帝國的建立，通過戰爭、占領、混居、通婚、商業貿易、作品的譯介……，阿拉伯、印度、波斯、希臘-羅馬、希伯來、柏柏爾……乃至中國等各國、各民族的文化，以及印度教、祆教、猶太教、基督教等各種宗教文化，都在這一空間、這一時間，相互撞擊而融會於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中。
《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既然產生於不同的民族、地區，就難免帶有不同的胎痣，可供識別。如印度成分的故事多為故事套故事的框架式結構，即樹狀結構，在“節外生枝”時，多以“那是怎麼回事兒？”的問句導引出另一個故事。有關動物的寓言故事也多半來源於印度，這可能與印度教—佛教關於輪回轉世投胎的信仰有關。源於波斯的故事多是一些有關風流纔子聰明、機智的單篇故事。有關阿撥斯朝的伊拉克和馬木魯克朝的埃及故事則有著較濃厚的地方色彩與時代特征，表現出當地的風土人情。
《一千零一夜》全書包括有大小近三百個故事。其中有神話傳說、愛情傳奇、寓言童話、宮廷奇聞、名人逸事、冒險奇遇……不一而足。故事發生的時間自開天闢地直到成書當時；故事發生的空間是陽世陰間、山南海北、宇宙太空、世界各地，更多的則是巴格達、巴士拉、開羅、大馬士革……阿拉伯的都會、名城，無所不包。故事的主人公則是上自仙魔精靈、帝王將相、王子公主、纔子佳人，下至商賈、僧侶、工匠、漁翁……應有盡有。這些故事或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中古時期阿拉伯的社會風貌、價值觀念；貫穿於全書的主旋律是真善美與假惡丑的鬥爭。
《一千零一夜》既然是一部民間故事集，很多故事就很自然地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愛憎鮮明地描述了百姓的苦難和不幸；表達了人民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與控訴；歌頌了勞苦大眾的勤勞、勇敢、聰明、善良的美德，他們忠於愛情，不畏強暴，不怕艱險，嫉惡如仇，執著地追求幸福、正義，憧憬美好的生活。與此同時，很多故事也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荒淫、殘暴、窮奢極欲；斥責了社會的黑暗不公；嘲笑了上層權貴的昏聵、貪婪。書中在每一場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黑暗的鬥爭中，總是讓前者戰勝了後者，從而鮮明地表達了勞動群眾的感情與傾向。
由於說書藝人不僅在民間市井中講述故事，有時也要進入王宮、官府中為君王、權貴們說書消遣，又由於很多平民百姓往往把改變丑惡現實的希望寄托於“明君”、“清官”身上，因此，我們也會看到一些描述哈裡發微服私訪、懲惡揚善的故事，起到了粉飾太平、美化統治者的作用。
《一千零一夜》一書既然是中古時期世界各種文化，尤其是東方各民族文化相互撞擊、融會的產物，我們從中自然不難看到古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佛教、波斯—祆教、希伯來—猶太教、希臘-羅馬—基督教……諸種文化的影響。當時中國文化通過絲綢之路與香料之路（亦稱“海上絲綢之路”）對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從書中亦可看到。如很多故事都提到中國和中國人，其中有些的故事（如《駝背的故事》、《阿拉丁和神燈的故事》等）還以中國為主人公活動的舞臺。
雖然如此，但不能認為《一千零一夜》是一盤集各民族、宗教故事的“大雜燴”。這是因為它實際上一方面是伴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形成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反映這一文化的鏡子。它在對外來故事的取舍、消化過程中，是以阿拉伯民族和伊斯蘭教的道德價值觀念為準則的。
當然，書中也有一些對違背伊斯蘭教戒律事物的描述。如有些故事寫到了人們縱酒狂飲的場面；原書中亦有一些感官刺激的色情場面描寫，致使埃及宗教界曾於1985年通過由其控制的禮教法庭指控《一千零一夜》為，勒令對其禁售、查收、銷毀，並對出版商課以罰款。應當指出，那些有關酒色的描述，正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作為市井文學，為吸引聽眾，有些色情的描述和詞語，也不難理解。還應看到，文學本來就是“人學”，《一千零一夜》的人文思想的反映，可以認為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所提倡的人文主義的先聲。
《一千零一夜》作為一部民間故事集，一部世界名著，其藝術特色也是非常突出的。
該書一個重要特點在於它在結構上采取了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中又套更小的故事的框架式結構，亦稱樹狀結構或連串插入式結構。這種結構源於古代的印度，其**的優點就在於使當年的說書藝人和後來整理、編寫全書的文人有相當大的自由，可把不同時代、地點流傳的，以不同時間、空間為背景的故事編織在一起，機動靈活，變幻莫測。
亦幻亦真，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是《一千零一夜》藝術手法的一大特色。時而，大膽的誇張、非凡的想像，帶領我們走進一個個奇妙的神話世界；時而，真實的描寫，細致的刻畫又把我們領進中古阿拉伯現實生活中，許多故事似一幅幅色彩絢麗的風俗畫，真實地勾勒出中古時期阿拉伯的風土人情。不管是幻想的虛構，還是真實的寫照，都反映或折射出中古阿拉伯人民的現實生活和他們美好的願望。
《一千零一夜》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運用了鮮明的對比方法。在一個個故事中，把代表真善美的人物與代表假惡丑的勢力進行強烈的對照，使人物形像、性格特征和思想意識顯得更加突出。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故事的創作者們愛憎分明，褒貶清楚，體現了人民大眾傳統的懲惡揚善的美學觀。
作為民間文學的代表作，《一千零一夜》在語言上亦有其特色：文白相間，散韻結合，詩文並茂，相得益彰。書中穿插、引用了大量的詩句、格言、諺語、成語、警句；敘事、寫景、狀物時，語言通俗流暢，詞彙豐富，善用比喻，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但同時它也具有民間創作的一些通病：有些描寫、比喻顯得程式化，如提到女人的美麗，往往都是把她們比喻成月亮、羚羊……猶如中國民間文學一提到美女就用“閉月羞花”、“沉魚落雁”、“傾國傾城”……來形容一樣，有時讓人感到單調、刻板；有些語言也還不夠精煉，顯得粗俗。
《一千零一夜》八九世紀至十六世紀的流傳、成書過程中，形成了各種手抄本。至今發現的手抄本多為殘篇。這些手抄本雖然基本框架故事相同，但其中所包括故事篇什的數量、內容或次序卻都不盡相同。阿拉伯原文的《一千零一夜》1818年於印度的加爾各答印行，稱“加爾各答頭版本”，不過它仍是一個殘本，隻有約二百夜的故事。1833年，出版了“加爾各答再版本”，那是據來自埃及的一部內容完整的手抄本印行的。1835年依據這一版本於開羅出版的“布拉哥版”被認為是阿拉伯原文的善本。1888—1890年於貝魯特出版的“薩裡哈尼神父版”的《一千零一夜》則是據“布拉哥再版本”刪改的“潔本”，刪去的主要是一些迎合小市民口味的色情描寫和淫詞穢語。現在出版的各種阿拉伯文本子和外文譯本，多是依據這兩種版本。其實，這兩種版本雖是按“夜”分的，全書共有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但從某種意義上講，也並不全，因為法國東方學者佐登堡埃爾曼?佐登堡（1836—1894），法國東方學者，阿拉伯語言文學學者。據一個巴格達手抄本於1888年在巴黎發表的《阿拉丁與神燈》的故事，和另一東方學者麥克唐納據他自己發現的一個手抄本而於1910年發表的《與四十大盜》的故事，都沒包括在內。
《一千零一夜》“這部故事是在西方各國*普及的阿拉伯文學作品，甚至比在穆斯林東方本地還要普及些”（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冊，馬堅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479頁。）。
1704—1717年間，法國人加朗在西方翻譯出版了《一千零一夜》。這一譯本雖說是依據四冊來自敘利亞阿勒頗的手抄本，但譯文並不忠實於原文，很多故事是加朗在聽了一個來自阿勒頗的名叫哈納的天主教馬龍派的教徒口述後，根據筆記再創作的。加朗是個頗具講故事天纔的人，他在翻譯過程中，對原著進行了大量的增刪、改寫，以迎合歐洲人的口味。這一譯本一出，立即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東方熱”。整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依據加朗的譯本，《一千零一夜》被重譯成歐洲幾乎全部文字。自阿拉伯原文的“加爾各答再版本”和“布拉哥版本”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問世後，英國的東方學者們開始努力從阿拉伯原文直接翻譯。其中*的是萊恩於1839—1841年出版的譯本。
但《一千零一夜》的許多故事早在中世紀就通過當時屬於阿拉伯帝國版圖的安達盧西亞、西西裡島，通過十字軍東侵和其他接觸與交流的途徑，傳到了西方，而對西方的文化、文學乃至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如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談》（1348—1353），英國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學者們多認為，這兩本書的框架式的結構、許多故事的題材內容及其體現的人文主義思想，都反映出《一千零一夜》的影響。再如法國拉封丹的《寓言詩》（1668—1694）、西班牙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1605—1615）、英國莎士比亞的《終成眷屬》（1603）、斯威夫特的寓言小說《格列佛遊記》（1726）、德國萊辛的詩劇《智者納旦》（1779），直至美國朗費羅的敘事詩集《路畔旅舍的故事》（1863）等名著，都在取材、寫法和風格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千零一夜》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近現代和當代的西方作家、詩人，如伏爾泰、歌德、普希金、安徒生、愛倫?坡、卡夫卡、杜倫馬特、加西亞?馬爾克斯……幾乎沒有哪一個沒讀過這部神奇美妙的故事集，被其吸引，受其影響的。從西歐的文藝復興、浪漫主義的興起，直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出現，《一千零一夜》在其中的影響和作用可謂大矣！
從阿拉伯文譯成中文的工作雖早在十九世紀就已開始，但當時多是出自宗教的目的，翻譯了《》部分章節和蒲綏裡的《天方詩經》等。中國讀者*早認識的純阿拉伯文學著作應是《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譚》）。
我國*早有關《一千零一夜》的介紹，見於林則徐在鴉片戰爭期間編輯的《四洲志》，其中在談及阿拉伯的文化成就時，寫道：“……本國人復又著輯，論種類、論仇敵、論攻擊、論遊覽、論女人，以至小說等書。近有小說一千零一夜，詞雖粗俚，亦不能謂之無詩纔。”（：《清末中國對〈一千零一夜〉的譯介》，《國外文學》，1998年第4期，第121頁。）
在我國，開譯《一千零一夜》故事之先河者是周桂笙。1900年，他在《采風報》上發表了《一千零一夜》中《國王山魯亞爾及其兄弟的故事》和《漁者》兩篇譯文。1903年，上海清華書局出版了他的《新庵諧譯初編》，凡二卷，其**卷為《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
《一千零一夜》又稱《天方夜譚》。*早用這一譯名的是嚴復，同時以《天方夜譚》為譯名，將《一千零一夜》介紹給我國讀者的還有奚若。他於1906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其所譯的《天方夜譚》一書，共四冊，包括五十個故事。該書曾多次再版，流傳頗廣，影響甚大。
無論是嚴復還是奚若，他們所讀或據以翻譯的都是萊恩的英譯本。英譯本既稱《The Arabian Naghts’Entertainments》直譯為《阿拉伯夜晚趣談錄》。，漢譯文又是文言文，那麼《天方夜譚》這一譯名無疑還是很貼切的。因為在中國（尤其是明清學者寫的）古籍中，“天方”就是指中國穆斯林“西向拜天”，即朝向真主禮拜的那個方向、那片地方，即阿拉伯地區，阿拉伯世界。“夜譚”即“夜談”，當然是指書中的所有故事都是山魯佐德在那“一千零一夜”中談的。
在二十世紀初或清朝末年*早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介紹到中國的翻譯前輩中，還應提到：錢楷譯的於1903年5月文明書局出版的《航海述奇》即《辛迪巴德航海歷險記》。；周作人署名“萍雲女士”所譯的1904年8月蘇州《女子世界》刊登的《俠》即《和四十大盜》。，並於1905年出了單行本。
據統計，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末，一百年間，在我國，《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譚》）故事的各種譯本或有關它的書林林總總竟達四五百種，是外國文學作品中漢譯版本*多的一部著作。鋻於《一千零一夜》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鋻於它是譯介到我國*早的外國文學作品之一，又是譯本種類*多的外國文學作品，它對我國近現代文學及作家們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總體看來，解放前，我國對阿拉伯文學的譯介少得可憐，而且多是由英文或它種文字譯出。解放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阿拉伯各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如火如荼。為了配合當時中東政治形勢的發展，當時在我國出現了介紹阿拉伯文學的**次高潮。但譯作多半是從俄文轉譯的。直接從阿拉伯文譯成中文的則是鳳毛麟角。納訓先生所譯的《一千零一夜》正是其中的代表。
如果說《一千零一夜》是*早譯介到中國的純阿拉伯文學作品，那麼就應當說，納訓先生是*早直接從原文將阿拉伯文學譯介到我國的翻譯家，是我國阿拉伯文學翻譯界的先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