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全譯本）》：
革命爆發了；它開始席卷歐洲；它占據了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中心。貝多芬於1789年5月14日注冊入學；他聽未來的下萊茵州檢察官、阨洛熱·施奈德教授在該校上的德國文學課。當攻克巴士底獄的消息傳到波恩時，施奈德在課堂上朗誦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詩，激起了同學們的熱情。第二年，他發表了一個革命詩集。在預訂者的名單中，可以看到貝多芬和布勒寧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當戰爭逼近時，貝多芬離開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樂之都維也納，在那兒定居下來。途中，他遇到向法國挺進的黑森軍隊。想必他的愛國之情又油然而起了。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裡貝格的戰鬥詩篇譜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們是偉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頌大革命的敵人純屬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貝多芬。自1798年起，盡管奧地利和法國的關繫緊張，但貝多芬仍同法國人，同使館，同剛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特將軍過從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彌足堅定，而且人們可以看到在他以後的歲月中，這種情感得到了更大的發展。
這一時期，施坦豪澤替他畫的一張像，較好地表現了他當時的形像。與貝多芬以後的畫像相比較，這幅畫像無異於蓋蘭的波拿巴畫像之於其別的畫像，那是一張嚴峻的臉，充滿著野心勃勃的烈焰。畫中的貝多芬比實際年齡顯得小，瘦瘦的，筆挺的，高領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緊張。他知道自身的價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筆記裡寫道：“勇敢不屈！盡管身體虛弱，但我的天纔將會得勝的……二十五歲！這不已經到了嗎！我二十五歲了……人必須在這一年顯示出他的完整的人來。”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說他很傲慢，舉止粗俗，陰郁，說話時帶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幾個密友了解他藏匿在這種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給韋格勒寫信時，第一個念頭便是：“譬如，我看見一個朋友手頭拮據：如果我的經濟能力使我無法立即接濟他的話，我就隻要坐到書桌前，不大一會兒，我就使他擺脫了困境……你看這有多美。”在稍遠處，他又寫道：“我的藝術應該為窮人們的利益作出貢獻。”苦痛已經敲響了他的門；它纏住了他，不再離去。在1796年到1800年間，重聽開始嚴重起來。耳朵晝夜不停地嗡嗡直響；他的內髒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聽力越來越下降。有好幾年工夫，他都沒把這事告訴任何人，連他最親愛的朋友都沒告訴；他總躲著別人，免得自己的殘疾被人發現；他獨自深藏著這個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時，他無法再隱瞞了；他絕望地告訴了他的朋友中的兩位：韋格勒醫生和阿曼達牧師：“我親愛的、我善良的、我真摯的阿曼達……我多麼希望你能經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g貴的部分，我的聽力，大大地衰退了。我們常在一起的時候，我就已經感覺到有點病兆了，但我一直瞞著；但這之後，就越來越糟糕……我能治好嗎？我當然是抱著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這樣的一些疾病是最無法醫治的。我不得不悲慘地生活著，躲開我所喜愛和對我彌足珍貴的所有一切，而這又是在一個如此悲慘、如此自私的世界裡！……我得隱藏在淒慘的聽天由命之中！當然，我確實是想過要戰勝所有這些災禍；但這又如何可能呢？……”他在寫給韋格勒的信中說：“……我在過著一種淒慘的生活。兩年來，我避開所有的交往，因為我不可能與人交談：我是個聾子。如果我干著其他一些行當，倒也無妨；但在我的這種行當裡，這是一種可怕的情況。我的仇敵不少，他們對此會說些什麼！……在劇院裡，我必須坐得特別靠近樂隊纔行，否則我就聽不見演員們的道白。如果我坐得稍微遠一點的話，我連樂器和歌聲的高音都無法聽見……當別人輕聲說話時，我幾乎聽不見，但要是別人大聲喊叫時，我又難以忍受……我常常沮咒自己的一生……普呂塔克引導我聽天由命。如果可能的話，我卻想同命運挑戰；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一些時刻，我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聽天由命！多麼悲慘的隱忍啊！然而，這卻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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