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理念》

與一個陌生人親密地生活，不是為了把他拉得更近，也不是為了認識他，而毋寧說是為了使他保持遙遠、陌生：不顯露——如此地不顯露，以至於他的名字就包含了他的全部。以及，即便不適，也隻是日復一日地，做永遠開放的場所，做不滅的光：而那一個存在，那個物，將一直在這裡被暴露，也將一直被封閉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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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恥的理念》

1. 古人既無卑劣感的經驗，亦無偶然感的經驗（在我們看來，說到底，偶然奪走了人的不幸所有的偉大）。當然，對古人來說，歡樂，像（傲慢）一樣可能在任何時刻，顛倒為它的反面，變成最苦的幻滅；但確切來說，就在這個時刻，悲劇，通過它的英雄封鎖卑劣的一切可能性的拒絕介入了。在他的命運面前，船難是悲劇的，而絕不是悲慘的；他的不幸和幸福都不會流露出一絲一毫的卑鄙。同樣真實的是，在喜劇中，悲劇展示出它荒謬的一面；不過，這個被眾神和英雄拋棄的世界也不是一個卑劣的世界，相反，公正地說，這個世界是得體的：“在人真的是人的時候”，米南德的一個角色說，“他是多麼地得體啊。”

在古人的世界裡，人是在哲學中，而不是在喜劇中，遭遇到那種我們可以不強行引申地拿來和羞恥（那種讓斯塔夫羅金的信仰癱瘓，或讓我們覺得與神話的，或卡夫卡的宮廷和城堡的神話般的污穢相似的羞恥）比較的感覺最初和唯一的蹤跡的。（在古代世界，污穢永遠不可能是神話的：百折不撓的赫拉克勒斯清洗了奧革阿斯的牛廄，使自然之力服從於他的意志。不過，我們也永遠不可能徹知我們的污穢，它在根源上總有一種神話學的殘餘。）奇怪的是，它（與羞恥相似的那種感覺）在巴門尼德的一段話中出現了，在那裡，年輕的蘇格拉底對伊利亞學派哲學家闡述他的理念理論。面對巴門尼德提出的這個問題——“頭發、污物、泥巴和其他一切性質最惡劣、最令人不快的東西”的理念存不存在呢？——的時候，蘇格拉底坦承，他覺得陷入了一陣眩暈：“我一想到這可以普世地延伸下去就感到痛苦不已。但一旦我心存這個想法，我就會立刻出於對因為墮入愚蠢的深淵而迷失的恐懼而逃避它……”但這隻持續了片刻。“那是因為你還年輕，”巴門尼德回答說，“哲學還沒有抓住你，我預言，有一天，它會的，那時你就不會再在任何這樣的事物面前戰栗了。”

在這裡，重要的是，為思想（哪怕是片刻地）揭示卑劣帶來的眩暈的，是一個形而上學的（說到底，是神學的）問題。上帝本身——天外的理念世界，巨匠造物主創造可感世界所依據的模型——呈現出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如此熟悉的那個令人厭惡的面容，在它面前，異教之人移開了他的目光，並感受到傲慢，這個傲慢以如此偉力標志著古人的虔誠。上帝無需辯護：神是有理的，《理想國》中處女拉赫西斯的神諭就是這麼說的。

不過，對現代人來說，神正論是必要的，但類似地，他也必然遭遇最悲慘的那種失敗。上帝指控自己，並可以說是在他自己的神學糞便上打滾，單是這個，就給了我們的不安其確定無疑的品質。現在，我們的理性腳下的深淵，不是必然性的深淵，而是惡的偶然性和平庸的深淵。我們不可能因為偶然而負罪或清白：我們隻能感到尷尬或羞恥，就像我們在街上踩到香蕉皮那樣。我們的上帝是一個面帶羞恥的上帝。但就像一切戰栗都透露出一種與惡心的對像的隱秘團結那樣，羞恥，也是一種人與自己聞所未聞、令人害怕的接近的索引。卑劣感是人在面對自己時最後的謙遜，就像偶然是那個隱（獨屬於人的原因對人的命運造成的越來越大的壓力）的面具那樣，現在，看起來，人的整個存在都是在偶然的符號下緩緩展開的。

2.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隻看到一個有罪的人，在一個變得疏遠、遙遠的上帝難以理解的權力面前的痛苦的總和，這是一種對卡夫卡作品的糟糕解讀。相反，在這裡，需要被拯救的，是上帝自己，而對卡夫卡的小說來說，我們可以想像的唯一幸福結局，是克拉姆、伯爵、匿名者，和被不加區分地全部塞進滿是灰塵的走廊，或彎腰走在逼人的天花板下的那個由法官、律師和守衛組成的神學群眾得到救贖。

卡夫卡的天纔之處在於，把上帝放進了櫃子——使碗碟間和閣樓成了典範的神學場所。但他的偉大之處——隻在罕見的情況下，他的偉大纔在他的角色的姿勢中閃現——則在於，在某個點上，他決定放棄神正論，並忘記關於罪與無辜、自由與命運的老問題，以達到隻把注意力集中在羞恥上的目的。

他面對的是這樣一種人——世界範圍的中產階級——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經驗，除了他們的羞恥,即人在內心最深處對自我的認識的純粹的、空的形式。對這種人來說，唯一一種還可能的無辜將是，在冷漠中感到羞恥。害羞對古人來說並不是一種令人尷尬的感覺；相反，面對羞恥，他就像赫拉克勒斯在赫卡柏赤裸的乳房面前那樣，恢復了他的勇敢和虔誠。卡夫卡力圖教人使用這個留給他們的唯一一個好東西：不是把自己從羞恥中解放出來，而是解放羞恥本身。這就是約瑟夫·K在他的整個審判期間努力要實現的，而在結尾他執拗地低頭看行刑者的刀，是為了拯救他自己的羞恥，而不是他的無辜。“他的意思好像是，”我們在這個死亡的時刻讀道，“他的羞恥會比他活得更久。”

隻有通過這個任務，隻有通過至少為人類拯救其羞恥，卡夫卡纔恢復了某種類似於古代的極樂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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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期的理念》

在墨西哥的淡水湖裡生活著一種白化蠑螈，有一陣子，這個物種吸引了動物學家和研究動物演化的學者的注意。那些有機會在水族館中觀察過這種蠑螈的人，會為它的幼兒的、幾近於胎兒的外表而感到震驚。它相對巨大的腦袋，沒入了它的身體，它的皮膚是乳白色的，在口鼻上和持續活動的鰓周圍隱約有灰色的和鮮艷的藍色、粉色的花紋；它的細足前端是花瓣形的肉掌。

起初墨西哥鈍口螈被分類為一個終生維持一些兩棲動物的幼體階段特有的典型特征（比如用鰓呼吸和水生環境）的獨特物種。盡管有著幼體的外表，但它完全具有繁殖能力這個事實，無疑證明了它是一個自主的物種。直到後來，一繫列的實驗纔表明，在這個小蠑螈身上施用甲狀腺激素，就能引發兩棲動物的正常的變態。於是，它失去了它的鰓，並且，在發展肺呼吸的同時，它也結束了它的水生生活，並發展成虎紋鈍口螈（Ambystoma tigrinum）的成年實例。這些環境可能誘使人們把墨西哥鈍口螈分類為演化的退化的一個案例，分類為在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的一次失敗，這個失敗使蠑螈放棄了它的存在的陸生部分，並無限地延長了它的幼體狀態。但近來，恰恰是這種執拗的幼體主義（幼體性熟或幼態持續），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解人類演化的鑰匙。

現在，人們認為，人不是從個體的成年體，而是從靈長類動物的幼體（就像墨西哥鈍口螈那樣，這個幼體早熟地獲得了生殖能力）演化而來的。這將解釋人那些形態學上的特征，從枕骨腔的位置到耳郭的形狀，從無毛發的皮膚到手腳的結構，這些特征與成年的類人猿不一致，卻符合類人猿胎兒的特征。在靈長類動物身上是暫時性的特征，在人身上變成了最終的結果，這因此而以某種方式，在血與骨中，形成了一個永恆的孩童。不過，更重要的是，這個假設還支持一種新的、理解語言和體外傳統的整個領域［後者比任何基因印記都更稱得上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特征，但直到現在，科學看起來都還在本質上缺乏理解它的能力］的進路。

讓我們試著想像一個幼兒，和墨西哥鈍口螈不一樣，它不僅維持了它的幼體環境，保留了它不成熟的形式，而且，可以說，它還如此徹底地被拋給了它自己的幼兒狀態，它的細胞的特化程度是如此之低而全能性是如此之高，以至於它為了堅持它的不成熟和無助，而拒絕一切特定的命運和一切確定的環境。動物不關心它們不被銘寫在其生殖腺中的體細胞的可能性；與人們可能的想法相反，它們纔一點兒也不關注這個必死的東西（體細胞是每個個體身上無論如何注定要死的東西）呢，它們隻發展固定在基因代碼中的那些無限可重復的可能性。它們隻注意規律——隻注意被寫（在基因裡）的東西。

另一方面，幼態持續的幼兒，則會發現自己處於這樣的境況：他有能力注意未被寫下的東西、任意的和不被編碼的體細胞的可能性；在他的幼兒的全能性中，他會狂喜地被壓倒，被拋出自己——不像其他生物那樣被拋入一個特定的冒險或緩解，而是第一次，被拋入一個世界。他會真的聆聽存在。他的聲音依然不受一切基因的成規的束縛，並且他絕對無物可說或表達，作為自成一類的動物，他可以像亞當一樣，用他的語言命名萬物。在命名中，人與幼兒期聯繫起來了，他永遠與一種超越一切特定的命運和一切基因的召命的開放關聯。

但這個開放，這個在存在中的獃若木雞的停留，不是一個在某種意義上和他有關的事件。事實上，它甚至不是一個事件，某種可以在體內記錄，並在基因的記憶中習得的東西；相反，它是某種必須保持絕對外在的東西，是和他有關的“無”，和因為這樣而隻能被交給遺忘——也就是說，隻能被交給一種體外的記憶和一個傳統——的東西。對他來說，問題在於準確地想起“無”：在他身上發生或自我顯現的“無”。但這個“無”，作為“無”，也先於一切在場和一切記憶。這就是為什麼在傳遞任何知識或傳統之前，人必然得先傳遞這個無思（svagatezza）本身、這個不定的開放本身——在這個無思、這個開放中，像具體的歷史傳統那樣的東西纔變得可能。我們也可以用這樣一種看起來瑣碎的論證來表達這點：在親自傳遞某物之前，人必須首先傳遞語言。（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個成年人不可能再去學習說話；第一次進入語言的是孩童，而不是成人，而盡管智人有四萬年的歷史，他最屬人的特征——習得語言——也依然與一種幼兒境況和一種外在性牢牢地聯繫在一起：無論是誰，隻要他相信特定的命運，那麼他就不可能真正地說話。）

真正的靈性和文化不會忘記人的語言這個原初的、幼兒的召命；而那種為傳遞不朽的、編碼的價值（在這樣的價值中，幼體持續的開放，在一個特定的傳統中，再次關閉了）而模仿自然的生殖腺的嘗試，恰恰是墮落的文化的特征。事實上，如果說有什麼把人的傳統和基因代碼的傳統區分開的話，那麼，區分二者的確切來說正是這個事實，即，人的傳統想要拯救的，不隻是可拯救的東西（物種的本質特征），還有那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被拯救的東西，那反而已經丟失的東西；或者這麼說更好，那被當作一個特定的屬性來占有，卻恰恰因此而不可遺忘的東西，也就是說，存在，幼兒的體細胞的開放——隻有世界，隻有語言，纔配得上它。理念和本質想拯救的是現像，那曾經存在的不可重復的東西；而最f合邏各斯的目的的，不是保存物種，而是復活肉體。

在我們內部的某個地方，那個漫不經心的幼態持續的孩童，還在繼續著他的王的遊戲。正是他的遊戲，給了我們時間，使那永不落幕的開放對我們保持微開的狀態。而大地上各色的人和語言，都以各自的方式，為保存和抑制——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就在多大程度上推遲——而看守著那個開放。各種各樣的民族和那許許多多的歷史的語言都是虛假的召命，在它們的召喚下，人試圖對他不可容忍的聲音的缺失做出回應；或者，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說，它們（人的這些嘗試）是注定沒有結果的，試圖把握不可把握的東西，變成——這個永恆的孩童——大人的嘗試。隻有在那一天，當原初的幼兒的開放真正地、令人眩暈地如是地被把握的時候，當時間終於完成的時候，人纔最終有能力建構一種普世的、不再延遲的歷史和語言，並停止他們在各種傳統中的徘徊。這個人類對幼兒體細胞的真正回憶被稱為思想——也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