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新版譯者前言

本書原據英國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伊格爾頓初版於1983年的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譯出。中譯本以《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為名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1986年初版，1987年再版。初版距今已整整二十年之久。此次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獲英國Blackwell出版公司授權重新出版前，我根據伊格爾頓此書1996年的第二版對原來的譯文做了逐字逐句的仔細修訂，增加了若干譯者注釋，並譯出了作者為其第二版所專寫的長篇《後記》。此《後記》意在概括其書初版13年來西方文學理論領域中所發生的主要變化，不啻為原書的某種續篇，而其中的注釋則為讀者提供了有關這一階段的西方文學理論發展情況的極其詳盡的參考書目。
本中譯本原來的譯後記中簡單介紹過伊格爾頓的生平。20年後的今天，似乎需要對之再補充數語。我當時描述伊格爾頓的批評觀點為“仍然處於發展過程”之中。現在看來，他的思想已大致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在第一階段中，他試圖將威廉姆斯的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他自己所受之羅馬天主教教育中的那些價值觀念調和起來。五年以後，他拒絕了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轉而提倡某種阿爾都塞式的“文本科學”（science of the text）。是為其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五年以後，他的思想又為之一變。此次他明確地轉而提倡“革命批評”，其目標是使文學研究最終致力於實際的社會問題而非單純的文本知識。本書1996年出第二版時，伊格爾頓尚在牛津大學聖凱瑟琳學院（St. Catheine’s College）任教。他目前則任教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英美研究繫。
本書中譯本的初版實為我在理論翻譯上的“少作”。20年後的今日，竟有可能將其加以仔細修訂而重新出版，我深以為幸，因為這似乎為我提供了一個改正過去的誤讀與誤譯的機會。著手修訂前，確曾不無惶恐，以為定會於其中發現不少令我汗顏之處。所幸情況其實並非如此。今日重新讀來，覺得當年的翻譯基本仍可接受。所以，雖然確是做了逐字逐句的認真校對，但改動卻並非很多。當然，假如讓我今天完全重新翻譯此書，其譯文風格當會有所不同。此不同讀者也許能於正文與後記之間在譯文風格上的某些差異而窺見一二。本書中譯本原來所取的書名《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在當年廣為讀者所知，所以現在也一仍其舊，盡管本書書名的直譯應為《文學理論導論》。我為中譯本初版所寫的譯後記也基本原封附上，盡管時間已經過去了那麼久，似乎應該再重寫一篇纔是。但竊以為此譯後記仍能為讀者提供一些信息，並且也帶著我自己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某些不成熟的痕跡，就讓我把它也在這裡保存下來吧，盡管我現在對這篇後記已經並不滿意了。
沒有我的老師樂黛雲，我是不會開始翻譯這本書的，這本曾在上個世紀那個渴望新鮮文學理論的80年代為很多中國文學研究者帶來了可貴的西方信息的文學理論著作。是樂黛雲老師，結束其在哈佛大學和伯克利大學的訪問學者工作之後，剛一從美國回到北京大學，即囑我翻譯此書，意在為當時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的教學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如果本譯本在當年起到了它的獨特的作用，並將會繼續保持為一部有用的西方文學理論著作，那麼樂黛雲老師應該是首先被感謝者。
在修訂譯文過程中，承蒙坎特伯雷大學Denis Walker博士為我解釋若干疑難，其勞不可不記；首都師範大學莊美芝將她對包括拙譯在內的三個中譯本的前二十幾頁的譯文所做的比較提供給我參考，亦不無小補。在此一並致謝。
雖已經仔細修訂，錯誤仍當在所難免。敬請讀者不吝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