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中的精神跋涉
季紅真
史鐵生是中國當代的著名作家。
1951年1月，他生於北京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家庭。祖輩是河北涿縣的大地主，外公屈死於政治劇變的混亂中，幾十年以後纔獲得平反昭雪。這樣的家庭背景決定了他在六、七十年代嚴酷的社會政治氣氛中，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心理壓力。童年的他在奶奶和父母等親人的悉心呵護下成長，敏感而早慧，對於人生與人性有著朦矓的領悟，影響了他對於世界愛的基本態度。文革開始的時候，隻有十五歲的他剛讀到初中二年級。他所就讀的清華附中，是紅w兵運動的策源地。政治風暴席卷了他的少年歲月，至親的骨肉被迫害遭屈辱，自己也在政治的歧視中過早地結束了快樂的時光。“不許革命”的宿命，把他排斥在政治主潮之外，使他很快從狂熱中平靜下來，不得不進入逍遙派的行列，並由此而讀了不少書，憑著直覺接近了文學的殿堂，為以後的文學寫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69年，史鐵生不顧身體的疾病，自願去革命聖地延安插隊落戶。三年以後，雙腿突然癱瘓，不得不病退回北京。經歷了一年半的住院治療，也經歷了精神的巨大危機之後，他開始了長期在病痛中艱苦掙扎的生活。他在街道工廠工作七年，畫彩蛋和仕女圖，業餘開始文學創作，為自己尋找精神救贖的渠道。遭受這樣殘酷打擊的命運，對他的創作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由關注身體的殘疾到關注精神的殘疾，並引申到對於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的追問，以及宇宙生命的冥想，在多維的時空中建立起自己近於宗教的真誠信仰。1981年，由於健康狀況惡化退職。靠國家對病殘知青的政策，開始享受工傷待遇，基本達到溫飽，在纏綿病榻的間隙中，潛心文學創作。
1979年開始，史鐵生在正式的刊物上發表作品，隨著頻頻獲獎，逐漸贏得了自己的讀者。迄今為止，創作的勢頭不減，而且風格越來越鮮明，文體越來越自由，在讀者中的聲譽也越來越高。他以文學的方式證明著自己生命的價值，成功地表達了心靈救贖過程的同時，也為所有漂泊的現代靈魂開闢著棲息地。基於理解與認同的敬佩與贊揚，便是他生命歷程流溢的光彩。
二
和新時期的所有作家一樣，史鐵生的創作是從對社會歷史的熱切關注開始。他早期的作品《法學教授及其夫人》，直接表現了文革時期政z迫害導致的社會混亂，以及在被煽動起來的盲目暴力摧殘下，毫無保障的生存狀況。而且，是以一個法學教授的困惑，聚焦式地組織起情節，將主題直接逼近法制建設問題。這是當時整個社會都普遍感到焦慮的問題，而他的藝術思考明顯地高於同一時期的其他作家，以疑問結束，沒有光明的尾巴。這篇小說表面上看隻是當時流行的社會問題小說，實際上是史鐵生的文本繫列一個富於暗示性的開始。他從這裡出發，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之維，以至於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段，他的作品隻能被少數朋友理解，從主題到形式都無法安放於思潮的框架之中。……
這其中有著史鐵生獨特的時空觀，這就是我們在《我與地壇》中讀到的精彩直白，他們不期然而遇，彼此等待了許多年。他的時間形式是獨一無二的，與空間纏繞密不可分，而又在局部的靜止中具有無限深廣的流動感。近似於泛神論的自然觀，使他筆下所有平凡的人物故事都具有一種生命自身的神奇魅力。這個特點使他越過了西方現代哲學虛無的邊界，在存在的基本困境和生命的循環往復中，在歷史的荒蠻裡，憑了自然之神的信仰，走向對人生的執著。他禮贊所有生命的存在，連殘疾人的輪椅也賦予神格。他幾乎近於狂熱地參與了時代所有話題的爭論，以自己獨特的智慧完成個性化的表達，哲人的睿智使他的文字煥發著精神的光彩，成為這個時代最富有思想的作家之一。他以文字的方式，積極地參與到各種文化活動中，以超於常人的健全心智，穿越各種浮華的時尚，尋找豐沛的生命之源。
史鐵生的精神跋涉，交織著懷疑與信仰，從個體心靈的救贖通往人類精神的燦爛星空。而且這個進程至今沒有終結，但他的靈魂卻由此升入了一片澄明。
三
史鐵生對於宇宙、自然、生命的徹悟，最終都落實在藝術的基本問題上。這使他的寫作一開始就具有高度的自覺，他鮮明地宣稱美是主觀的，因為一切意義都是人賦予客體的，“它是不同主體的不同賦予，是不同感悟的不同要求”，“是由人對生命意義的感悟之升華所決定的”。他不但把文學藝術提到世界觀的高度，而且賦予了宗教的神聖，“文學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體現”。他強調作家必須真誠，藝術的樸素就是創作態度的老實，“是赴死之途上真誠的歌舞”。這樣的美學觀，使他的心靈救贖溝通了二十世紀世界藝術的潮流，並且以東方人的直覺完成了形像的理論表述。
他以成熟的智慧，回答了這個時代的藝術面臨的所有癥結性的問題。比如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樂觀與悲觀、尋根、雅和俗、形式與內容、文學批評的功能等。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關於語言與文體的看法。他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靠語言的形式，而語言形式並不單指詞彙的選擇和句子的構造，還體現在通篇的結構中。這就把小說的語言問題，從功能提高到了本體的高度，和思維的方式高度同構。從這個起點，他將藝術的形式落實在主體與外部世界相處的形式，“你以什麼樣的形式與世界相處，你便會獲得或創作出什麼樣的藝術形式”。並且，得出“形式即內容”的結論。這些美學思想顯然都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他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了當代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
四
史鐵生不僅以理論的方式參與了當代文學理論的爭論，也以自己的創作實績呈現了中國文學痛苦的蛻變過程。他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
在近三十年的寫作生涯中，他幾乎涉足了所有的文體。僅就小說而言，短篇中篇長篇都有佳作。此外，散文隨筆，電影劇本，理論與批評，都很出彩。他惟獨不寫詩歌，但詩性的感覺卻浸透在他所有的文字中。他將哲學的思辨融化在抒情的風格中，以樸素的文字體現著樸素的美學理想。
他對於小說文體的探索，最集中地體現著他的藝術精神。他的每一篇小說，都有獨特的結構，絕無重復。而且他綜合了各種文體，探索小說的多種可能性。他的許多小說都不像小說，有的像報告文學，有的是寓言，有的近於電影。更多的時候，是介於散文和小說之間。在多種多樣的文體試驗中，他展現了接近世界的各種方法，也表達了自己與世界的各種聯繫方式。這使他的小說文體不可重復不可模仿，是他不同狀態下的心靈外化的物質形式。他將及其樸素的人物與故事，容納在看似隨意的結構中，完成各種思想的表達。盡管他排斥以人物為中心的“現實主義”小說觀，但是仍然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相當生動的人物形像。這些人物的性格並不以社會學的典型性見長，而是以特殊的命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精神狀況，表現人性的豐富性。他筆下的人物以普通人居多，而且多數是被歷史拋出正常生活的小人物。他以他們的不幸與徒勞的抗爭，感覺歷史理性邏輯的殘酷，發現宿命的人生困境，以及堅韌執著的生命意志。
他的散文流淌著樸素的溫情，早期單純得近於童謠，晚近則像平靜的禱告。在痛苦中升華的寧靜，使他以平常心面對與世界一起逐漸逝去的生命。他為所有的生命唱著莊嚴的挽歌，坦然地諦聽死神的腳步。如果說他以小說表達智慧，散文中則更多地抒發了感情。前者多的是質疑的敏銳與解構的激情，後者則是靈魂皈依的致福感受。他以反復出現的鐘聲，表達對這個世界的無限留戀與真誠的摯愛。而《病隙碎筆》則是兩者最自然的融合，思辨的鋒芒與抒情的文筆自然地融為一體，思想者的精神風貌與詩人的情懷，統一在獨c的文體形式中。對於中國當代散文文體的發展，也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
史鐵生的語言風格，也是個性化的。他融合了書面語與北京地區的民間口語，偶爾有些陝北方言。適應人物身份的對話多是口語，敘事則多用書面語。小說多用口語，散文多用書面語。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用書面語結構思維的框架，口語則近似於注釋一樣，解構掉某一種僵死的書面語彙。由此帶來幽默的效果，使樸素的文字具有獨特的韻致。他以老實作為寫作者真誠的信條，這一點在語言風格中體現得最為充分。他的語言不雕琢不漶漫，不賣弄不炫耀，基本以簡單的陳述句為主，卻能夠將復雜的事情說得很透闢。他內心最柔軟最純淨的部分，直接外化在樸素的語言風格中。
關於史鐵生的創作，還有許多可以說的，限於學力與時間，草草寫下這些。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