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陸海江河
那片海：死亡海岸的神秘傳奇
學生時代我們曾做過測量計算，但結果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加利西亞居然擁有1498千米的海岸，比安達盧西亞（Andalucia）還要長，甚至超過了巴利阿裡（Baleares）群島的總長度。放大之後可以看到，海岸線曲折迷離，它由無數海岬和眾多深邃的小港灣組成，可謂是神出鬼沒的理想之地。其周遭延綿不斷的陸架和岩石，似乎就是專為擱淺船隻而設計的。其中有一段海岸，被稱為“死亡海岸”（Costa da Morte），而我們的故事即將在死亡海岸展開。
該區域大多數鄉村與城鎮蜷縮在海岸之內，躲避大西洋狂風之虐，曾幾何時，城鄉之間互動的唯一形式就是漁夫行會之間的你爭我搶。在偏僻的加利西亞，人們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口音，令其他西班牙人覺得晦澀難懂。菲尼斯特雷角（Cabo Fisterra）是皇冠上的寶石：在古羅馬人眼中，它是世界的盡頭；在希臘人眼中，它是冥府渡神穿越冥河的起點；它同時也是基督教卡米諾.德.聖地亞哥（Camino de Santiago）朝聖之路的開端。而對當今的大多數遊客而言，它隻是一個伸向大西洋的風光旖旎的海角。無獨有偶，這裡也是一個絕j的攜運走私物品的陡峭海崖。
死亡海岸，北起拉科魯尼亞市（A Coruna），向西南蜿蜒曲折至菲尼斯特雷以南，這一帶的居民一向靠海喫海。除了打魚和貿易，他們還依賴過往的商船過活。但他們並非總是坐等科爾米（Corme）、拉赫（Laxe）、穆希亞（Muxia）、卡馬裡尼亞斯（Camarinas）等重要港口的船隻送貨上門，他們通常會選擇突襲搶劫過往船隻，或隻需密切關注任何可能被衝上岸邊的失事船隻殘骸。
加利西亞到底吞噬了多少船隻？要試圖弄清楚這一點注定是徒勞無益的。“如果單憑”當地人稱，自中世紀以來，已經有927起在冊的沉船案例。一位名叫拉斐爾.勒邁（Rafael Lema）的研究人員對這些故事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述，並將之彙編成《死亡海岸，夢想與沉船之鄉》（Costa da Morte, un pals de suenos y naufragios），對其中一些駭人聽聞的事件進行了收錄。
19世紀末，英國商船岩羚羊號（Chamois）在拉赫附近擱淺。當地有傳言說，一個漁夫前去援助船員，在靠近失事船隻時，他大聲呼喊，問船長是否需要幫助。船長以為來人是問這艘船的名字，就回答說“岩羚羊”，結果出現了神奇的語言“短路”：漁夫以為他想說的是這艘船上的貨物是牛（bois，加利西亞語的意思是“牛”），於是急匆匆地趕回岸上，並告知了他的鄉親。不消片刻，他們就成群結隊、全副武裝地乘船出現在了那些渾身濕透、神情驚駭的英國人面前。
大約在同一時期，還有一艘名為普裡阿摩斯號（Priam）的商船擱淺，從船上漂到海灘上的金表銀表在短短數個小時內就不翼而飛。一架三角鋼琴也被衝到了海灘上，當地人之前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根本不可方物，還誤以為是另一個寶箱，於是將之大卸八塊來探尋寶物。
流傳的所謂孔波斯特拉號（Compostelano）故事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沉船事件。該船遊刃有餘地進入拉赫灣，在即將登陸之際，誤打誤撞到了卡瓦納（Cabana）海灘附近的一片沙洲。據說當地人下去查看時，在船上隻找到了一隻貓，並未發現任何船員的蹤跡。
1890年發生了一起無比慘痛的事故，英國的巨蛇號（Serpent）在卡馬裡尼亞斯附近沉沒，500名船員喪生。他們的墳墓就矗立在附近海灘和懸崖之間的英國公墓裡，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20多年前，船長號（Captain）曾在菲尼斯特雷遇難，400多人無一生還。
海難的慘狀多種多樣，溺死人隻是其中一種形式。1905年，滿載手風琴的巴勒莫號（Palermo）在穆希亞附近遇難。據傳，那晚吹向陸上的微風帶來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靈般的生物。
1927年，尼爾號（Nil）在卡梅爾（Camelle）附近擱淺，貨艙裡裝滿了縫紉機、布匹、地毯和貨車零件。船主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雇用一些當地人來看守貨物。但這種做法卻被證明是大錯特錯：未被雇用的當地人蜂擁而至，不消數日，船艙就被洗劫一空。尼爾號還踫巧裝運了幾箱煉乳。有記載稱，當地人之前從未見過煉乳，將其誤認為油漆。他們把煉乳帶回家，在房子上一陣塗抹，結果被大量蒼蠅侵擾。
人們記憶之外的例子還包括西班牙無敵艦隊1596年駭人聽聞的海難：25艘船沉沒，1700多人喪生。當時的報道描繪了最為淒慘的畫面：數道閃電劃過長空，照亮了悲慘的水面景像，那裡漂滿尸體、船隻七零八落、人們在吞噬一切的海浪中哭爹喊娘。
19世紀，復仇者號（Revendal）、愛爾蘭胡德號（Irish Hood）和悍狼號（Wolf of Strong）這3艘英國船在死亡海岸沉船，人們在海灘上發現了船上水手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的尸體，水手們的命運就此葬送在當地的拾遺者和陸上的海盜手中。這些人的任務就是讓船隻偏離航道，然後上船洗劫，他們會在懸崖頂位於戰略要地的燈塔邊點燃火堆或懸掛火把，船隻一旦擱淺，他們就劃船而。大多數受害者都是英國人，很快消息就傳到了那些海岸。19、20世紀之交，皇後維多利亞·歐珍妮（Victoria Eugenia）的朋友，作家安妮特.米金（Annette Meakin）對這些報道感到驚愕，想出了“死亡海岸”（Coast of Death）這一引人注目的稱謂，從此被人們記住。英國報紙很快就開始刊登有關這一可怕地區的文章，而馬德裡的新聞界也正是從中得知了這個故事，並將“死亡海岸”回譯成了加利西亞文——Costa da Morte，對其大肆渲染。威斯敏斯特立即向西班牙發出請求，要求當局采取措施打擊“這些海盜黑手黨”。
拉斐爾.勒邁指出：“從來就沒有什麼黑手黨。”他認為，這些都是孤立的事件，而當地的傳說也不過如此：“文獻中沒有任何記錄表明存在任何海盜組織有計劃地出沒並掠奪船隻。”盡管沉船的故事眾說紛纭，但它們仍然給人一種感覺：幾百年來，死亡海岸當地的社會和經濟就是在那些輕易獲得而通常無須償付的貨物基礎上形成的。
那片地：狹長的邊境帶，黑市的肇始
當船隻在死亡海岸被搶劫（或據稱被搶劫）時，那些內地人就可趁機大撈一把。這一事實不容爭辯，也沒有那麼神秘：從醫藥到硬通貨，從食品到電器，從金屬到武器和移民的托運，隨著時間的推移，各色商品都穿越了那個狹長邊境帶（a raia seca，干旱地帶/邊境），也就是所謂的加利西亞和葡萄牙交界區域。
在這些緯度上，葡萄牙—西班牙邊界是出了名的分散。兩國之間自古存在著文化和語言方面的重疊，卻沒有明確的地理分界線。就在19世紀，居住在偏遠的維林（Verin）和查韋斯（Chaves）村落之間的一些居民，都弄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哪個國家的公民，而且也沒人把這事放在心上。這種無國籍狀態最極端的例子莫過於一個叫作雜居區（Couto Mixto）的地方。
雜居區是一塊地處邊遠的三角形地帶，占地27平方千米，那裡崇山峻嶺，由聖地亞哥（Santiago）、米烏斯（Meaus）和魯比亞斯（Rubias）三個村落組成。這一荒涼的地區在中世紀時被稱為“謀財害命之地”。同樣的地位也被賦予了其他一些地區，它們要麼是位於偏僻的邊境地帶，要麼是被瘟疫或戰爭摧毀的人煙稀少的地區，而後由於釋放到那裡的囚犯得以重新繁衍。11世紀時，大約1000人在雜居區安頓下來，後來這個地方被當作一個自治區管理。無論是葡萄牙伯爵領地還是加利西亞王國都放棄了對其的任何所有權，這使那裡的人民處於被遺忘的邊緣。
12世紀初，在加利西亞被萊昂王國（Leon）和卡斯提爾王國（Castile）吞並後，雜居區缺乏身份界定的奇特情形就變得更加明顯。自13世紀以來，由於葡萄牙王國和西班牙王國都沒有對該地區提出主權要求，那裡的居民實際上開始作為獨立的國民自行其是：他們選舉自己的代表，不繳賦稅，免征兵役。鋻於沒有關於該地區的正式條約，各方都接受了該地區事實上的自主。這樣一來，雜居區也就成了一個自由貿易區，處於三不管的狀態，羽翼未豐的西班牙國民警衛隊（Guardia Civil）和葡萄牙財政警衛隊（Guarda de Finanzas）之流對其不屑染指。那所謂的將其一分為二的“專線”便成了走私犯的天堂。
這種地緣政治上的模糊狀態一直持續到1864年，那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簽署了一項邊界協議，作為《裡斯本條約》的一部分：所確定的邊界為，從米紐河河口（desembocadura del Mino）到瓜迪亞納（Guadiana）的卡亞河河口（desembocadura del Caya），直穿雜居區中間，不偏不倚。由此宣告了獨立長達8個世紀的這個加利西亞版的安道爾的終結，同時也成為魯道夫.岡薩雷斯.韋洛索（Rodolfo Gonzalez Veloso）所拍攝電影《拉亞諾斯：最後一個自由的加利西亞人》（Rayanos: los ultimos gallegos indomitos））的主題。
按照官方的說法，該條約確定的邊界，今天仍將西班牙的奧倫塞省（Ourense）與葡萄牙分開。許多家庭被一分為二，但仍有很多人無視這項法令，因涉及財產，一如既往地遵守以往的邊界劃分。有些地方，鄉裡鄉親召開年度會議，根據作物需求或已建成的新建築來決定新的邊界。所以，盡管當局強行設置了一個邊界，當地人卻按照自己的協議行事。西班牙內戰（1936—1939年）後，邊境開始有人把守，當局試圖結束迄今為止仍存在的互相滲透，並正式宣布所有貨物的進出口都是非法的。牧羊人是唯一被允許未經邊境哨所登記而過境的人。有些人，一旦穿過那狹長邊境帶，就一去不復返了。
這一死板的新邊界也將兩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做了明顯劃分。在戰後的西班牙，加利西亞等農村地區陷入貧困，而葡萄牙的生活水平則相對較高。加利西亞人不僅要在沒有藥品和汽油的情況下過活，而且還面臨食品、電力和機器零件等各種物品的短缺。咖啡和打火機成了奢侈的緊俏貨。加利西亞人透過油燈的光向外望去，在不遠處就能看到葡萄牙家家戶戶用電燈泡照明。這是有史以來人們第一次齊心協力進行走私活動的背景，一種由邊界兩邊地區不平等造成的結果。
那時候人們開始偷運食品、藥品、機器、機械零件和武器。偷運貨物的人每捆食品要收49比塞塔（peseta），每捆金屬或工具要收300比塞塔—這個數目大概是一個普通加利西亞人的月收入。
貨物之所以能如此輕易地穿過狹長邊境帶，部分原因是走私者與西班牙國民警衛隊串通。在當地的酒館裡，走私者與警衛隊員共飲著一大杯酒，玩著多米諾骨牌遊戲，看上去沒有絲毫不正常。當局可以從這種安排設置中漁利，這一權宜性的結合一直延續到現在，直至該地區成為煙草和毒品走私的重災區。
隻有在馬德裡官員訪問期間這類活動纔會偃旗息鼓。往來於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的列車開始以正常的速度行駛，而不是以通常每小時15千米便於移交貨物的速度運行。馬德裡官員在附近轉悠時，人們會從窗戶上取下白色的手帕示警—海岸不再安全。於是人們會消停幾天，之後，隨著官員們安全返回西班牙首都，當地人便可再次獲得葡萄牙人從巴西帶來的青霉素，以及咖啡、火腿、腌鱈魚和食用油。穿越邊境的甚至還有英國頭巾，專門為加利西亞的奧倫塞和比戈（Vigo）集鎮上的名媛淑女裝點門面。顯而易見，走私非但沒有被人唾棄，反而是一種值得尊重，甚至能贏得威望的活動。在加利西亞的戰後大蕭條時期，走私販運也成了一種生存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地區成為鎢的國際來源地，在德國軍備制造中，鎢是一種至關重要的金屬。狹長邊境帶的專業礦工義無反顧地將鎢出售給當時被稱為“金發貴族”（los rubios）的納粹特使，價格一度堪比黃金。二戰前，每千克鎢價值13比塞塔，但第三帝國的大量需求使其價格飆升至每千克300比塞塔。當時，幾十個奧倫塞家族一夜暴富。當地的這種繁榮為加利西亞作家赫克托.卡雷（Hector Carre）的小說《淘鎢熱》（Febre）提供了素材：加利西亞邊境被描繪成一個黃金國（El Dorado），礦工們爭先恐後地淘鎢。事實上，在納粹進入這一地區的同時，堅持反對佛朗哥（Franco）的抵抗鬥士也正隱藏在加利西亞的山上；他們從當地人手中購買禁運的葡萄牙物資，從而成為當地人收入的另一個來源。最近，人們對這一特定時期的興趣再度高漲，這是因為加利西亞議會和波爾圖（Oporto）的旅遊學院在攜手揭秘鎢的走私路線，這可謂是令人拍手稱贊的“壯舉”，尤其是在加利西亞這樣一切都可成為過眼煙雲的地方。
那條河：狹長的潮濕地帶，走私販運的雛形
當奧倫塞人用山路運輸貨物時，蓬特韋德拉（Pontevedra）的人也沒閑著，他們走水路，一個叫“狹長的潮濕地帶”（a raia mollada）的河口。這是一個幾千米寬的地方，由許多小島和濱海小徑組成，在米紐河注入大海的地方形成了西班牙與葡萄牙的邊界。
在戰後的歲月裡，差不多所有有船的人都對走私產生了興趣。他們將貨物從船上卸下來，裝到車上運往內地。是不是聽起來有點耳熟？狹長的潮濕地帶的走私活動是近代加利西亞所有販毒活動的雛形，這些初的走私者為走私的基礎設施和黑市文化打下了基礎，這裡後來成為拉丁美洲卡特爾販毒集團尋找進入歐洲路線時的一個誘人的窗口。你可以想像它在毒梟心目中的樣子：他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經按部就班，而且由來已久，這正是他們要選擇的地方。直至今日，加利西亞人仍然是他們願意選擇的商業伙伴。
事情並非總那麼像電影中所展示的那樣，或者暴力十足，甚至也沒有那麼傷風敗俗。在米紐河下遊地區，如同內陸地區一樣，戰後生活非常困苦，走私活動的出現是對艱難時世的映照。配給制度被強行實施，而各種藥品和食品就在幾千米外，跨越邊境便可獲得，走私就成為必然。因此，在《我也是米紐河口的走私者》（Yo tambien fui contrabandista en el estuario del Minno）一書中，普拉西特萊斯.岡薩雷斯.馬丁內斯（Praxiteles Gonzalez Martinez）用人稱向人們舉證，由此打開了20世紀40年代通往加利西亞邊境地區的窗口。他寫道：“人們食不果腹，對邊境對面投去艷羨的目光。一箭之遙就是葡萄牙，那裡的人們住著白色的房子，開著汽車，用電燈照明。與此同時，我們卻用牛油蠟燭挑燈夜讀，就連能夠認識有自行車的人都算是幸運。”他所描述的這種差別是兩群人，一群饑寒交迫，一群樂享著從其非洲殖民地搜刮的戰利品。
早有組織地參與走私活動的其實是女人。她們負責看管家畜，在河口小島上放牧，可輕松地用牛群運輸糖、米、油和肥皂等貨物。時間久了，她們開始批量運輸咖啡、火柴和布匹。迫於回避當局查封的需要，女人們設計了預警繫統，首g集體組織的雛形應運而生。
許多加利西亞人之前迫於生計移居到了卡斯提爾和加泰羅尼亞（Cataluna），在那裡做季節性的水果采摘員，而走私熱潮讓他們得以重返家園。不久，男人開始取代女人成為新集體的領袖。隨著貨物數量的增長，物流的復雜性也隨之增加，船隻和馬匹隨即被投入了運輸的隊伍。當時由於肺結核傳染病的爆發，青霉素成了搖錢樹，供不應求，油水可觀。
從一開始，走私者就與國民警衛隊建立了良好的關繫。那些喫官餉的人與普通人一樣貧困潦倒，而且幾乎總是他們來提出協議。如果不能達成協議，他們會逮捕個把走私者，並對他們所沒收的貨物處以價值兩倍的罰款。也就是說，如果貨物沒有什麼價值，就能免於罰款。走私者一看到警衛隊的身影，就把包裹扔到船外或銷毀商品（在那一時期，某些雞肉走私者會血洗禽鳥）。從各方面來看，這都是20世紀後期，販毒者從快艇尾部甩掉包裹這一主要形像的前身。
20世紀50年代，情勢大改，人們開始走私非必需品。西班牙經濟回調，情況已經沒那麼糟糕，而葡萄牙則進入了蕭條期，諸如汽車零件、廢金屬、銅、錫、電線、橡膠、腌鱈魚、章魚、葡萄干和煙草等商品開始雙向流轉。走私者被稱為承運人（freteiros，frete在葡萄牙語中是貨運的意思），他們每次代運就能掙到200比塞塔。為了避免誤會，同時也為了確保不會上當，那些店老板會在邊境上等候。承運人會將貨物交到他們手中並換取一枚鋁制代幣，之後用之兌現。禁運品被社會廣泛接受，以至於這些代幣在邊境兩側的數個城鎮都享有貨幣價值，達到200比塞塔或100埃斯庫多（escudo）的程度。眾多商家都因收到此物而沾沾自喜，樂不可支。
有時貨運的對像是人。由於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進行的殖民戰爭，20世紀60年代初，葡萄牙經濟開始衰退，大批葡萄牙人都想逃離本國，有些人是因為日復一日的貧困，有些人則是為了逃避征兵。加利西亞的走私者構成了人口販運新網絡的一部分，而米紐河則是該網絡一個重要的中轉站。他們收取600比塞塔的人頭費，可算是筆可觀的橫財。
加利西亞人把偷渡者帶到河流上遊，安置到安全屋，之後再把他們塞進卡車和貨車裡，運往法國。其中也不乏欺詐案例：有些人冒充走私者，隻將偷渡者帶到西班牙的阿斯圖裡亞斯（Asturias）或巴斯克地區（Pais Vasco），然後帶著錢溜之大吉。撇開這些個案不談，有報道說偷渡者得到了精心的照料，如果他們當中有人患病，這些走私者還會請醫生為他們診治。
起初，販運人口相對容易，而且節奏也比較穩定，但當官方有所反應時，行動則需精心策劃，巧妙安排。偷渡者會被裝到空油罐車裡、卡車駕駛室後面的休息床下面或是汽車的後備廂裡。
有一名參與販運這些葡萄牙偷渡者的走私者，綽號叫“利托”（Lito）。他記得有一次販運一個四口之家，那個父親一路酒不離口。“利托”說：“他嚇得不成樣子。”那人來到船頭走到“利托”跟前，問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時是否必須脫帽行禮。“利托”記得那人用葡萄牙語摻雜著加利西亞語唱了一首歌：“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我們起舞翩翩，我們砍掉了薩拉薩爾的頭顱，割掉了佛朗哥的蛋蛋”（Bailemos xuntos, sobre as ondinas do mar, para lhe cortar os collons a Franco e a cabeza a Salazar）。一度，他狗啃地似的栽到了泥地中。那次販運讓“利托”大傷腦筋。
走私網絡蓬勃發展，向新的地區一路蔓延，從河口向上移動，戈和葡萄牙北部之間的陸路過境點。廢金屬成為主要商品；起初尚可相當公開地販運，但同樣的，一旦官方警惕性提高，走私者也要相應優化他們的把戲。例如，躍躍欲試的比戈青年男子會用廢金屬做成馬甲，穿在外套裡面，用輪胎橡膠做護腿。普拉西特萊斯.岡薩雷斯.馬丁內斯描繪了一幅當時年輕人的畫面：胸前和後背攜帶著10多千克，腿上又帶了20千克，喫力地在比戈的街道上緩緩舉步—“像機器人一樣，但動作遲緩”。巴士有時會在接近邊境時拋錨，司機則一臉懵圈，根本不知道是因為有那麼多乘客攜帶了40多千克的禁運品。
對於西班牙國民警衛隊或葡萄牙衛隊來說，在米紐淺灘（Baixo Mino）設置一個哨所要遠遠好過中什麼彩票。有故事說，一個年輕的葡萄牙官員被派往了加利西亞邊境，他的父親也曾就職於同一個崗位，而且為人頗為正直，曾設法回避了與走私者的所有聯繫。這讓西葡雙方都很尷尬。當兒子來上任時，他父親之前的赫赫名聲，讓他頗為憂慮，他擔心那些走私者會認為他和他父親是一路貨色。也就是說，他所擔心的是得不到自己的那份好處。這位年輕人上任的天就迎頭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挨家挨戶地走訪了邊境的村鎮，讓黑市商人確信無疑，他跟他父親完全是兩回事。他像所有人一樣愛錢愛富，而且他有意從中撈上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