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第一次從臺灣往家裡寫信是1979年，從他1949年離開大陸，時間整整過去了三十年。如果他離開大陸時還是一個青年的話，三十年後他差不多已經變成了一個老人。三十年的一萬多個日日夜夜，大叔不會忘記他的家鄉，不會忘記他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也不會忘記對大陸動態的關注。大叔定是從臺灣的新聞報道中注意到了，大陸開始了改革開放，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變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陸把地主富農的帽子都摘掉了，每個人都是國家公民，處在平等的位置。大陸發布了《告臺灣同胞書》，調子上開始出現了緩和的跡像，並向臺灣同胞發出召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叔試探性地給家裡寫了第一封信。後來大叔回憶說，為了寫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淚，眼淚不知打濕了多少信紙。算起來，他的父親母親都七十多歲了，他不知父母還是不是在世。一般來說，農村人的歲數能超過七十就算不錯，能活過八十歲的不是很多。他擔心這一輩子恐怕不一定能見到父母了。一想到這裡，他就禁不住流下淚來。當時臺灣和大陸還不通郵，大叔把信寄給在香港九龍的朋友，由朋友轉寄到大陸的河南省瀋丘縣劉莊店鎮南面三裡的劉樓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沒寫三爺的名字，寫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劉本德。我們村還有一個叫劉本德的，他是剛剛摘帽的地主家的兒子。隊長從大隊裡把信捎回後，就交給了村裡的劉本德。村裡的劉本德確有一個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為是舅舅給他寄的信。他拆開信，找識字的人把信念來念去，信上的話跟他一點兒關繫都沒有。於是，他把信退還給了隊長。既然信已經拆開了，隊長就把信交給一個在村裡教小學的老師，讓老師在喫飯場裡把信念一念，看看這封信跟村裡人到底有沒有關繫。老師念信時，三爺也在飯場裡喫飯。三爺對這封信並沒有很注意聽，他不會想到會有人給他寫信。但是，當他無意中聽到寫信人自我介紹說：我的大名叫劉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爺聽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裡聽到天邊傳過來的一聲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時他的手不由地哆嗦了一下，手裡的飯碗差點兒掉在地上。他對念信的老師說：你再念一遍，他是說他叫天增嗎？老師把那段話又念了一遍，確認寫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師說，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爺的眼圈兒頓時有些發紅，說話也有些喃喃，他說：天增是我的大兒子啊！又說：天增你這孩子，你真的還活著嗎？

快，快把信念給他娘聽聽！三爺讓老師拿著信跟他一塊兒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著。聽老師念了信，特別是聽大叔在信裡寫到：娘啊，兒不能在娘跟前盡孝，都是兒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來。她還像兒子小時候叫兒子的小名一樣，說：增兒啊，增兒啊，你真是小增兒嗎？

老師是本字輩，他勸三奶奶說：三大娘，大哥有信兒了，這是天大的喜事，你應該高興纔是啊！

三奶奶不哭了，掙扎著從床上坐了起來，她說：我早就知道，俺大兒不會死。他娘還沒死呢，他怎麼能死！他不回來，我就不死！

大叔的信，在村裡產生的效應是轟動性的，一時間，全村的家家戶戶都在談論這件事。要是擱前幾年，特別是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出這樣的事情可不得了，一定會被村干部視為階級鬥爭新動向，把大叔視為階級敵人，反動分子，並把大叔的來信與蔣介石反攻大陸聯繫起來看待。說不定村干部還會把這件事向公社革命委員會彙報，還說不定革命委員會會派人對信件和三爺三奶奶進行審查。然而，山不轉水轉，三十年河東轉河西，隨著風向的轉變，人們的看法像被新風蕩滌過一樣，很快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了。村裡人沒有再如臨大敵，隻是有些驚奇，原來村裡還有這麼一個本字輩的人，三十年沒有一點信兒，現在終於有了信兒。村裡年輕人說，以前沒聽三爺三奶奶說過他們還有一個大兒子呀，兩個老人的嘴可真夠嚴的。村裡人估計，名字叫劉本德的大叔既然還活著，一定是在臺灣做了官，發了財，混出了人樣兒。當時生產隊還沒有解散，土地還沒有分田到戶，打工的潮流還沒有興起，人們還都在村裡待著。聽到大叔來信的消息後，人們紛紛到三爺三奶奶家裡去了，好像大叔已經從臺灣回來了一樣，他們要看看大叔長什麼樣。來到三爺三奶奶家裡，他們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內容聽一聽。看到了大叔的信，他們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樣。喜事讓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著了，要求喫飯，要求喫藥，說一定要等到他的大兒子回來，跟他的大兒子見上一面。接著，三爺三奶奶就把已經分開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開始商量給大叔寫回信的事。商量的結果，一是告訴大叔，他的爹娘都還活著，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趕快回來與家人團聚。三爺的二兒子也是讀過初中的人，這封信回信本應由他來寫，但他不敢寫，他說他現在是提筆忘字，寫不成句兒。他又說，臺灣使用的是繁體字，他不會寫繁體字。家書抵萬金，給大叔回信的事事關重大，沒辦法，三爺隻好請那位念信的老師來寫。